个体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自卑情结”好像已经众所周知了。许多学派的心理学家都采用了这个名词,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付诸实践。然而我却不敢断定,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理解和使用是否都准确无误。
例如,告知一个病人他有自卑的情绪是没什么用的。这样做只能增强他的自卑感,而不是教给他如何克服这种情绪。我们必须辨别出他生活中自卑的苗头,在他出现自卑情绪的准确节点给予他鼓励。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把有无自卑情结作为区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依据是徒劳的。区分他们的依据只能是看其生活能力以及完成目标的程度。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你正遭受着自卑的痛苦”,这样根本无法帮助他获得勇气,因为这就等于告诉一个患头痛的人:“我知道你的毛病,你头疼!”
有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被问以他们是否觉得自卑时,他们会摇头说“不”,有些甚至会说:“正好完全相反。我很清楚,我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筹!”所以不必问,我们只需关注他们的行为。在其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采用什么手段来确保自己的重要性的。例如,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傲慢的人,我们能猜测他的想法是:“别人老是瞧不起我,我必须表现一下,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说话时手势过多的人,我们也能猜出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说的话就显得太没有分量了!”
一个行为举止处处故意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我们也怀疑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自卑感,需要装腔作势一番。这就像是嫌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高一点儿,总要踮起脚尖走路一样。两个小孩子在比身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会挺直身子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以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还高一点儿。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太矮小了?”我们不能抱希望他会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定会显得柔顺、安静、克制、与世无争。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成千上万,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笼前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一点儿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向它吐口水吗?”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一直保持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和满意的方法改善环境—来使我们摆脱自卑。没有人能长久不变地忍受自卑感,他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认为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卑感就会使他不堪重负。如果他还要努力摆脱它,就会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来掩盖这个问题。他的目标仍然是“战胜困难”,可是他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因为造成自卑的环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烈。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会使他陷入自我欺骗之中。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去理解,我们会以为这些动作是漫无目的的。它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我们看到他跟其他人一样忙碌,要达到一种自我满足感,但是他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动作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弱小,他会跑到具有优越感的环境里去。他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更有能力,而是让自己在自我眼中显得更强大。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工作上的问题应付乏力,为了获得自信,他可能会在家里变成独裁的暴君。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岿然不动。只要遇到相似的环境,它们就会一触即发。这样,它们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了。当某个人没有准备好面对某个问题时,他坚信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眼泪或道歉,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
获取优越感的行为却用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因此就会掩盖或者逃避真正的问题。个人就会规约自己的行为来逃避失败,而非努力追求成功。在困难面前,他会表现得犹豫不决、止步不前,甚至临阵退缩。
这种态度可以在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症表现出的一种信念就是: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面对它们。当这种态度得到严格执行时,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面前已经缴械了,而他的信念表现出的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筹莫展。当认识到自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时,我们才能理解这是他们在追求一种优越感。在每个自杀案中,我们都会发现死者把责任完全抛给某个人。自杀者仿佛在控诉:“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人,你却用最恶毒、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
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或多或少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及他接触的整个环境。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在他认为能够主宰的环境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个狭小的马厩,关上门窗,拒绝了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就这样了此一生。至于他的统治方式是飞扬跋扈,还是委曲求全,则全凭个人的教养而定。为了达到目的,他会穷尽各种方法,并从中选出最高效的来。一旦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就会换另一种。不过不管何种方法,其目的是一样
的—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优越感。
受了委屈的孩子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的最佳武器后,就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这类孩子成年后就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眼泪和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的力量”(waterpower)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变为奴仆的有效武器。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他们的自卑情结。在这点上,他们和生性腼腆、忸怩作态、抱罪怀瑕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软弱,并且自顾不暇。他们想掩人耳目,并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切实际、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凌驾一切的野心。相反,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初次见面会表现出优越的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说什么的话,就会很快发现他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的“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事实上只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小马厩”的一个特例而已。如果一个人不敢在外界面对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内部,那么他的**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解决,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没把兴趣延伸到家庭外部的其他人身上。他怕跟别人相处时,就不能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掌控局势。恋母情结的受害者大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深信: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是他们的特权,而他们却不知道在家庭之外,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好感和爱情。成年后,他们仍然拴在母亲的围裙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都可能会有恋母情结。想要这样的结果,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母亲宠惯他们,并不准他们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同时他们的父亲要对他们漠不关心或者冷漠无情。
各种神经官能症患者都能表现出限制性的行为。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社会归属感的残留印象促使他和同伴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轻视、对尝试的恐惧与他的社会情感冲突,结果他在说话的时候便显得犹疑不决。那些在学校中“表现差劲”的儿童,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工作或婚姻久拖不决的男人或女人,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者,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有自卑情结,他们无法有效地解决生活问题。**、早泄、阳痿和变态的人在接近异性时,就会害怕自己表现不当,因而在生活中都会犹豫不决。如果我们问:“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这时,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就会显露无遗。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我们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它们是人类进步的诱因。例如,科学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并预测未来的变化。它是人类改善生活条件、探索宇宙、利用自然的结果。事实上,依我看来,一切人类文明都是基于自卑感而发展起来的。假使我们想象一位兴味索然的外星人访问我们的星球,他必定会有如下的观感:“这些人类呀,看看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看看他们为了安全所做的各种努力,他们有屋顶以防雨,衣服以保暖,街道以使交通便利。很明显,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物种了!”
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柔弱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强壮,而且还有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于单独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偿它们的软弱,因而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人类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动物更需要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合作。因为,人类的婴儿是非常柔弱的,他们需要长者的照顾和保护。
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最弱小的婴儿,如果人类缺少了合
作,便只能完全听凭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他必然会走向悲观,并发展出顽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想象即使是对最会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抛出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近完全控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供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继续努力,而努力的前提则是与人合作,这样的奋斗才有意义、有希望,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我们共同的境遇。
人类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终极的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某个人或整个人类面对的是正道坦途,未来的一切都可以预料,任何事都可以提前做好,这样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未来不会出现任何出人意料的事,那我们还期待什么呢?事实上,正是生活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我们人类的兴趣。如果我们对任何事都一清二楚了,我们想知道的事都已经知道,那么探索和发现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科学也就走向了终点,我们的宇宙也成了老生常谈的故事。我们追求的艺术和宗教,也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所幸的是,生活并非这么容易就被耗尽。人类仍在不断奋斗,我们也总能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并积极合作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行动之初就遇到了阻碍。他解决人生各种难题的方法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他面临更多的困难。正常的人会努力寻求某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法,他们能找到新办法,也能解决新问题。这样,他们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不甘心居于人后,不甘心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需要别人的特殊照顾,他们会遵循正确的社会规律,行事果敢,并善于独立解决问题。
人人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具有唯一性。它取决于个人所认同的人生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只是口头承诺,而是体现在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它就像自创的美妙乐曲一样贯穿人的一生。但是,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并没有直白地表现出来,它的表现形式很委婉,我们只能从他的举止中去猜测。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解读一位诗人的作品。诗人的文字不多,意义却异常深远,只有我们动用自己的直觉和研究才可以推敲出来。对于无比深奥也最为复杂的生活方式,心理学家也需要从其字里行间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品读生活意义这门艺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并不是通过数学精算计算得来的,而是在暗中摸索获取的。我们一直在整体中摸索,一点点地获得线索,然后得到对事物的局部认识,最后做出自己的解读。我们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同样是在暗中摸索而得出的,它是我们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地图上的某一个静止的点。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优越感的目标是什么,也许他有自己的职业目标,但那只是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即使有了确定的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也各不相同。比如,一个人想成为医生,可是作为医生需要他具备很多素养。他不但要有专业的药学和病理学知识,他还要在行医中体现出仁爱之心。其救死扶伤的行为和尽职尽责的态度都会表现出来。这一目标其实就是他对自己自卑感的一种补偿,并且我们还能从他的工作以及其他领域的表现中,推测出他所补偿的是哪种具体的自卑感。
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医生很早就耳闻或目睹过死亡的事例。而这种事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人生是不安全的。也许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死去了,这就激起了他们努力学医的决心,以找到一种对抗死亡的方法。也许某人的具体目标是当一名老师,但是老师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如果一个老师的社会情感很弱,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当老师的方法来让自己获得优越感。只有和那些比他弱小或者经验不足的人在一起,他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可是那些社会情感很强的老师则会平等地对待学生,并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我需要提醒一下,老师之间不仅有能力和兴趣的差异,自身的目标对他们的行为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他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为了适应这个目标,个人潜能就会受到压抑或限制。但是,原来的目标却依然顽强存在,直至他找到一种实现人生意义的方法,并实现其最终理想,即一种优越感。
所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们都不能只看其表面。就像一个人可能改变他目标的实现方式一样,比如,他可以随意调换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其潜在的一致性,即性格上的统一。人的性格不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都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拿到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当我们将它放在不同位置,或者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就会觉得它有所变化,然而进一步观察发现,它始终是原来的那个三角形。个人的整体目标也是如此。我们无法从某人的某种行为观察到其整体目标,但是从他的全部行为中可以窥其全貌。我们不可能说:“如果你做成了这些事,你就获得了人生的优越感。”追求优越感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身体越健康,精神就越正常,在遇到困难时,就越能找到最佳办法。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才会只认定一个目标说:“我必须如此,否则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都不会急于对特定优越感的追求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成为神一样的人。有时我们会听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要成为上帝。”很多哲学家拥有同样的想法。老师也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上帝般的人物。在古老的宗教中,这种目标更司空见惯—教徒们必须以这种方法修炼,使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圣人。而成为“超人”的观念其实是成为上帝的委婉的说法。尼采在发疯后,曾写信给斯特林伯(Strindberg)[奥古斯特·斯特林伯(1849—1912年),瑞典作家。],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些疯子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为神,而且明目张胆地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他们会说“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想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他们能用无线电波沟通世界、监听他人的谈话并拥有预测未来的超凡能力,总之,他们想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也许,把自己想成为世间主宰的想法用来获取知识,是一种更为理想的表达方式,比方说,掌握世界真理或者变得长生不老等。不管我们是想让自己永世长存,或者在人间反复轮回,还是预见一个永生不朽的世界,它们都是以成为上帝一样的人为基础的。在宗教思想中,只有上帝才是永存不朽的,因为他可以劫后重生。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观念的是非对错,这些都是对人生的解读,都是人生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认同了这种意义—成为上帝或者圣人。即使无神论者也希望自己能战胜上帝或者比上帝高出一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目标有强烈的优越性。
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具体目标,个人所有的行为就不会与之背离。个人的习惯和表现也都会完全遵循这一目标。那些问题儿童、神经官能症患者、酗酒者、罪犯、变态者的行为都是在追求优越感。他们的目标导致了这些病症的出现。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指责的,因而他们绝不会反省自己的病症。
在一所学校里有这样一个男孩儿,他是全班最懒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成绩总是那么差?”他却说:“如果我是班里最懒的孩子,你就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我身上。你几乎很少注意那些上课安安静静、按时完成作业的好学生。”只要这种做法能够吸引老师的目光,并驾驭老师,他就不会改正。要他放弃懒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用它来达到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掉了自身的毛病,反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家里他很老实,甚至略显愚钝、笨拙,在学校他的成绩也很差。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哥哥的行为方式则与他全然不同,既聪明又活泼,可是因为莽撞总是惹是生非。别人曾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可笨一点儿,也不要像你那样鲁莽。”如果我们认识到弟弟的做法是在避免麻烦,那就会知道他的愚笨其实是明智之举。因为弟弟天生愚笨,所以别人不会对他要求很高,即使做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责备。从他的这一目的来看,他并不是真愚,而是装笨。
时至今日,一般的矫正只针对其外在表现。不管是在医药上还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不赞同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的作业总是做不完时,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点,想要他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他是想给老师添些麻烦,甚至是想让自己被开除来逃避学校:假使我们在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的,这和成人的神经病症如出一辙。例如,假使一个人患有偏头痛(migraine)。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它时,它便会适时发作。由于头痛,他可以避免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与陌生人见面或做新的决定时,他的头痛便会发作。同时,它还能被用来当作对别人发脾气的借口。
这么有效的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奢望他放弃呢?在他看来,头疼可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它可以带来他想要的一切。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可以吓唬吓唬他,让他无法再继续演戏。就如同一些士兵害怕上战场,当假装要给他电击或动手术时,病症就完全消失了。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改掉了一种症状,他还会患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的病症。有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能以飞快的速度甩掉病症,然后毫不迟疑地再患上另一种,其速度令人啧啧称奇。他们变成了神经病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着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方式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摸透他们选用某种症状的目的,以及它与一般优越感目标的关系。
如果在教室中,我让人取来一个梯子,爬上黑板顶端,然后坐在那里,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一定是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它,或者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如果他的身体没有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他才感到安全。如此一来,别人便不会以为我疯得那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也是按计划行事的。我的疯狂就在于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假使有人告诉我:你的具体目标糟糕透顶,那么我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假如我的目标保持不变,而我的梯子却被拿走了,那我会锲而不舍,试着用椅子爬上去。如果椅子也被拿走了,我会尝试往上跳、徒手往上爬。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是这样的。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旦改变,思维惯性和态度也随之转变,他就不再需要它们,新思维和新态度就会取而代之。
让我们再举一例,一位三十岁的女士向我求助说,她交不到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成了家里的累赘,因此她备受煎熬。她时不时地做些临时工作,比方说打字员或秘书一类的职位,然而她的老板们个个都想占她的便宜,可把她吓坏了,只好落荒而逃。有一次,她又找到了一个工作,这个老板对她并不感兴趣。可是她却认为这是对她的蔑视,又愤而辞职了。她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很长,我记得差不多有八年,但精神治疗对她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她仍不大合群,也没有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我接诊她时,追踪了一下她童年的经历。因为不了解儿童的人,是不可能了解成人的。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天生丽质,而且被宠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她的家庭十分富裕,因此凡事只要她动动嘴,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当我听到这里时,不禁说道:“哇,你那时的生活就像公主一样。”“是呀,说也奇怪,”她回答道,“以前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我接着问她最早的记忆。“当我四岁时,我记得走出家门,看见一群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蹦蹦跳跳,还同时大喊‘巫婆来了’,我吓坏了。回到家中,我问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女佣:‘世上真的有巫婆吗?’她说:‘是的,有巫婆、小偷,还有强盗,他们还会到处跟着你。’”从那以后,她就很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并且她将这种恐惧带到了全部生活之中。她说自己不够强大,无法离开家,家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
还有一段她早期的记忆:“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性钢琴老师。有一天,他想亲我,我立马就不弹了,撒腿就跑,接着就告诉了妈妈。从此,我再也不想弹琴了。”在此,可以看出,她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和男性保持很远的距离。她对性的观点就是,要通过拒绝爱情来保护自己。她认为谈恋爱是软弱的表现。
在此我想说,很多人在恋爱之后觉得自己变得很脆弱,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是正确的。恋爱中的我们会变得很温柔,并且对对方的爱慕也会比较容易使我们受到伤害。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永远是强者、刻意隐藏感情的人,才会避免对爱的依赖。这样的人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也不会去接受爱情。我们发现,这种人如果感到自己有坠入情网的危险时,就会亲手毁掉这段爱情。他们会挖苦、讽刺、揶揄让他们陷入爱情的人,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的脆弱情感。
这个女孩儿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也会变得很脆弱。而且她变得过于敏感,当在工作中,有男人向她示爱时,她就会惊慌失措,只得逃走。可是,当她需要处理这些事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她的王朝崩塌了。她设法找来亲戚帮忙,可是她的境遇却是今非昔比了。没多久,亲戚们就开始对她厌烦了,再也没有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了。她很生气地责备那些人,说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你们知道这有多危险呀。这样,她才勉强地避免了形影相吊的生活。
我想,如果所有的亲戚都抛弃了她,她肯定会疯掉的。她获得优越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家人供养自己,并帮她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她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星球的人,我在那里是公主。这个星球的人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有多重要。如果再这样下去,她肯定会发疯的。不过,还算她机灵,她还能得到亲戚们的救济,所以没有踏上这最后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主人公的自卑情结和优越感。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被送到我这儿来,她从七岁起便开始盗窃,十二岁起便和男孩儿在外面过夜。她的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在她两岁时,他们终于离婚了。她被母亲带到祖母家里抚养,她的祖母对这个孩子却是非常疼爱。在她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已经僵到了极点,所以母亲并不欢迎她。因为母亲不喜欢这个女儿,所以母女关系很差。
见到这个女孩儿后,我很友好地和她交谈,她说:“其实,我并不喜欢偷东西,也不喜欢和那些男孩儿混在一起,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妈妈看到,我要让她知道她管不了我。”
“那你这样做是出于报复了?”我问道。
“我想是的。”她说。
她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大,她之所以有这个目标,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软弱。她觉得母亲并不喜欢自己,因而受到自卑的困扰。她认为能够制造麻烦就可以证明自己更强大。由此看出,儿童偷窃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时,大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在失踪了八天之后,被带到了法庭上。她在法庭上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被一个男人绑架了。那人将她绑在房间里整整八天。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医生恳切地跟她聊天儿,想让她说出实话。她很生气地问医生为什么不相信她,并且给了医生一记耳光。当我见到她时,问她对未来的打算,让她相信我只关注她以后的命运,而且我能给她提供一些
帮助。
当我让她将自己做的一个梦告诉我时,她笑了笑,最后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梦:“我在一个酒吧里,当我打算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妈妈。一会儿,爸爸也出现了,我让妈妈把我藏起来,不让他看到我。”她害怕她爸爸,并且一直在反抗。她以前常受到爸爸的责罚,因为怕受到打骂,她只好说了谎。当我们听到说谎的案例时,一定要看当事人的父母是否严厉。除非说真话会带来危险,否则他们不会说谎的。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儿和母亲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后来,她向我坦白有人将她引诱到一个地下酒吧中,在那里待了八天。因为对父亲的惧怕,她不敢讲真话。但是她又想让父亲知道这件事,好压他一头。因为她一直被父亲压制,只有在伤害他时,她才会有征服的快感。
对于这些在寻求优越感中犯了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呢?假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追求优越感,这就不难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就会对他们的挣扎深表同情了。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把精力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每项人类发明的背后,就是追求优越的不断努力,这也是人类文明之源。人类所有活动都沿着这一主线前进—由下及上,从负到正,再从失败到成功。只有那些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奋勇前进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如果采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我们就会发现,说服他们并不难。
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总是以合作为基础,这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和行动的要求,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合作事业。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儿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连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罪犯都一清二楚,他们同样拼力为自己的一贯作风辩解,同样知道将责任推向他人。但是,他们丧失了向正面生活进发的勇气。自卑的心理一直告诉他们:在合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你的份儿!他们逃避现实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去跟虚幻的影子搏斗。
由于人类的劳动分工不同,行业中的目标各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目标都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我们总能从其中找到一些吹毛求疵一番。对有的孩子来说,数学可能是他的优势,有的孩子可能对美术更有天赋,有的孩子也许体力强于他人。对于一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关注营养问题,他会对食物有更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他的状况,将来他也许会成为厨师或营养师。在这些特殊目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得到真正补偿的同时,孩子们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并自我限制学习的内容。比如,一位哲学家需要远离社会,安静地思考和写作;可是,只要他追求的优越感中含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不会犯很大的错误。总之,人类的合作需要各种不同特长的人才。
例如,告知一个病人他有自卑的情绪是没什么用的。这样做只能增强他的自卑感,而不是教给他如何克服这种情绪。我们必须辨别出他生活中自卑的苗头,在他出现自卑情绪的准确节点给予他鼓励。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把有无自卑情结作为区分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依据是徒劳的。区分他们的依据只能是看其生活能力以及完成目标的程度。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你正遭受着自卑的痛苦”,这样根本无法帮助他获得勇气,因为这就等于告诉一个患头痛的人:“我知道你的毛病,你头疼!”
有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被问以他们是否觉得自卑时,他们会摇头说“不”,有些甚至会说:“正好完全相反。我很清楚,我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筹!”所以不必问,我们只需关注他们的行为。在其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采用什么手段来确保自己的重要性的。例如,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傲慢的人,我们能猜测他的想法是:“别人老是瞧不起我,我必须表现一下,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说话时手势过多的人,我们也能猜出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说的话就显得太没有分量了!”
一个行为举止处处故意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我们也怀疑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自卑感,需要装腔作势一番。这就像是嫌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高一点儿,总要踮起脚尖走路一样。两个小孩子在比身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会挺直身子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以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还高一点儿。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太矮小了?”我们不能抱希望他会承认这个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定会显得柔顺、安静、克制、与世无争。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成千上万,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笼前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一点儿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向它吐口水吗?”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一直保持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和满意的方法改善环境—来使我们摆脱自卑。没有人能长久不变地忍受自卑感,他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认为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卑感就会使他不堪重负。如果他还要努力摆脱它,就会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来掩盖这个问题。他的目标仍然是“战胜困难”,可是他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因为造成自卑的环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烈。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会使他陷入自我欺骗之中。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去理解,我们会以为这些动作是漫无目的的。它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要我们看到他跟其他人一样忙碌,要达到一种自我满足感,但是他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动作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弱小,他会跑到具有优越感的环境里去。他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更有能力,而是让自己在自我眼中显得更强大。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工作上的问题应付乏力,为了获得自信,他可能会在家里变成独裁的暴君。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岿然不动。只要遇到相似的环境,它们就会一触即发。这样,它们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了。当某个人没有准备好面对某个问题时,他坚信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眼泪或道歉,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
获取优越感的行为却用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因此就会掩盖或者逃避真正的问题。个人就会规约自己的行为来逃避失败,而非努力追求成功。在困难面前,他会表现得犹豫不决、止步不前,甚至临阵退缩。
这种态度可以在广场恐惧症的案例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症表现出的一种信念就是: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面对它们。当这种态度得到严格执行时,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面前已经缴械了,而他的信念表现出的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筹莫展。当认识到自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时,我们才能理解这是他们在追求一种优越感。在每个自杀案中,我们都会发现死者把责任完全抛给某个人。自杀者仿佛在控诉:“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人,你却用最恶毒、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
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或多或少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及他接触的整个环境。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在他认为能够主宰的环境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个狭小的马厩,关上门窗,拒绝了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就这样了此一生。至于他的统治方式是飞扬跋扈,还是委曲求全,则全凭个人的教养而定。为了达到目的,他会穷尽各种方法,并从中选出最高效的来。一旦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就会换另一种。不过不管何种方法,其目的是一样
的—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获得优越感。
受了委屈的孩子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的最佳武器后,就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这类孩子成年后就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眼泪和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的力量”(waterpower)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变为奴仆的有效武器。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他们的自卑情结。在这点上,他们和生性腼腆、忸怩作态、抱罪怀瑕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软弱,并且自顾不暇。他们想掩人耳目,并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切实际、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凌驾一切的野心。相反,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初次见面会表现出优越的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说什么的话,就会很快发现他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的“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事实上只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小马厩”的一个特例而已。如果一个人不敢在外界面对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内部,那么他的**也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解决,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没把兴趣延伸到家庭外部的其他人身上。他怕跟别人相处时,就不能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掌控局势。恋母情结的受害者大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深信: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是他们的特权,而他们却不知道在家庭之外,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好感和爱情。成年后,他们仍然拴在母亲的围裙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都可能会有恋母情结。想要这样的结果,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母亲宠惯他们,并不准他们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同时他们的父亲要对他们漠不关心或者冷漠无情。
各种神经官能症患者都能表现出限制性的行为。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社会归属感的残留印象促使他和同伴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轻视、对尝试的恐惧与他的社会情感冲突,结果他在说话的时候便显得犹疑不决。那些在学校中“表现差劲”的儿童,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工作或婚姻久拖不决的男人或女人,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者,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有自卑情结,他们无法有效地解决生活问题。**、早泄、阳痿和变态的人在接近异性时,就会害怕自己表现不当,因而在生活中都会犹豫不决。如果我们问:“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这时,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就会显露无遗。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我们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它们是人类进步的诱因。例如,科学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并预测未来的变化。它是人类改善生活条件、探索宇宙、利用自然的结果。事实上,依我看来,一切人类文明都是基于自卑感而发展起来的。假使我们想象一位兴味索然的外星人访问我们的星球,他必定会有如下的观感:“这些人类呀,看看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看看他们为了安全所做的各种努力,他们有屋顶以防雨,衣服以保暖,街道以使交通便利。很明显,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物种了!”
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柔弱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强壮,而且还有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于单独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偿它们的软弱,因而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人类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动物更需要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合作。因为,人类的婴儿是非常柔弱的,他们需要长者的照顾和保护。
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最弱小的婴儿,如果人类缺少了合
作,便只能完全听凭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他必然会走向悲观,并发展出顽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想象即使是对最会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抛出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近完全控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供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继续努力,而努力的前提则是与人合作,这样的奋斗才有意义、有希望,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我们共同的境遇。
人类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终极的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某个人或整个人类面对的是正道坦途,未来的一切都可以预料,任何事都可以提前做好,这样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未来不会出现任何出人意料的事,那我们还期待什么呢?事实上,正是生活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我们人类的兴趣。如果我们对任何事都一清二楚了,我们想知道的事都已经知道,那么探索和发现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科学也就走向了终点,我们的宇宙也成了老生常谈的故事。我们追求的艺术和宗教,也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所幸的是,生活并非这么容易就被耗尽。人类仍在不断奋斗,我们也总能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并积极合作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行动之初就遇到了阻碍。他解决人生各种难题的方法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他面临更多的困难。正常的人会努力寻求某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法,他们能找到新办法,也能解决新问题。这样,他们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不甘心居于人后,不甘心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需要别人的特殊照顾,他们会遵循正确的社会规律,行事果敢,并善于独立解决问题。
人人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具有唯一性。它取决于个人所认同的人生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只是口头承诺,而是体现在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它就像自创的美妙乐曲一样贯穿人的一生。但是,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并没有直白地表现出来,它的表现形式很委婉,我们只能从他的举止中去猜测。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解读一位诗人的作品。诗人的文字不多,意义却异常深远,只有我们动用自己的直觉和研究才可以推敲出来。对于无比深奥也最为复杂的生活方式,心理学家也需要从其字里行间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品读生活意义这门艺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并不是通过数学精算计算得来的,而是在暗中摸索获取的。我们一直在整体中摸索,一点点地获得线索,然后得到对事物的局部认识,最后做出自己的解读。我们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同样是在暗中摸索而得出的,它是我们的一种追求,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地图上的某一个静止的点。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优越感的目标是什么,也许他有自己的职业目标,但那只是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即使有了确定的目标,通向目标的途径也各不相同。比如,一个人想成为医生,可是作为医生需要他具备很多素养。他不但要有专业的药学和病理学知识,他还要在行医中体现出仁爱之心。其救死扶伤的行为和尽职尽责的态度都会表现出来。这一目标其实就是他对自己自卑感的一种补偿,并且我们还能从他的工作以及其他领域的表现中,推测出他所补偿的是哪种具体的自卑感。
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医生很早就耳闻或目睹过死亡的事例。而这种事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人生是不安全的。也许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死去了,这就激起了他们努力学医的决心,以找到一种对抗死亡的方法。也许某人的具体目标是当一名老师,但是老师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如果一个老师的社会情感很弱,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当老师的方法来让自己获得优越感。只有和那些比他弱小或者经验不足的人在一起,他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可是那些社会情感很强的老师则会平等地对待学生,并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我需要提醒一下,老师之间不仅有能力和兴趣的差异,自身的目标对他们的行为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他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为了适应这个目标,个人潜能就会受到压抑或限制。但是,原来的目标却依然顽强存在,直至他找到一种实现人生意义的方法,并实现其最终理想,即一种优越感。
所以,对于任何人来说,我们都不能只看其表面。就像一个人可能改变他目标的实现方式一样,比如,他可以随意调换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其潜在的一致性,即性格上的统一。人的性格不论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都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拿到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当我们将它放在不同位置,或者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就会觉得它有所变化,然而进一步观察发现,它始终是原来的那个三角形。个人的整体目标也是如此。我们无法从某人的某种行为观察到其整体目标,但是从他的全部行为中可以窥其全貌。我们不可能说:“如果你做成了这些事,你就获得了人生的优越感。”追求优越感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身体越健康,精神就越正常,在遇到困难时,就越能找到最佳办法。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才会只认定一个目标说:“我必须如此,否则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都不会急于对特定优越感的追求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成为神一样的人。有时我们会听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要成为上帝。”很多哲学家拥有同样的想法。老师也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上帝般的人物。在古老的宗教中,这种目标更司空见惯—教徒们必须以这种方法修炼,使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圣人。而成为“超人”的观念其实是成为上帝的委婉的说法。尼采在发疯后,曾写信给斯特林伯(Strindberg)[奥古斯特·斯特林伯(1849—1912年),瑞典作家。],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些疯子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为神,而且明目张胆地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他们会说“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想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他们能用无线电波沟通世界、监听他人的谈话并拥有预测未来的超凡能力,总之,他们想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也许,把自己想成为世间主宰的想法用来获取知识,是一种更为理想的表达方式,比方说,掌握世界真理或者变得长生不老等。不管我们是想让自己永世长存,或者在人间反复轮回,还是预见一个永生不朽的世界,它们都是以成为上帝一样的人为基础的。在宗教思想中,只有上帝才是永存不朽的,因为他可以劫后重生。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观念的是非对错,这些都是对人生的解读,都是人生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认同了这种意义—成为上帝或者圣人。即使无神论者也希望自己能战胜上帝或者比上帝高出一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目标有强烈的优越性。
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具体目标,个人所有的行为就不会与之背离。个人的习惯和表现也都会完全遵循这一目标。那些问题儿童、神经官能症患者、酗酒者、罪犯、变态者的行为都是在追求优越感。他们的目标导致了这些病症的出现。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指责的,因而他们绝不会反省自己的病症。
在一所学校里有这样一个男孩儿,他是全班最懒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成绩总是那么差?”他却说:“如果我是班里最懒的孩子,你就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我身上。你几乎很少注意那些上课安安静静、按时完成作业的好学生。”只要这种做法能够吸引老师的目光,并驾驭老师,他就不会改正。要他放弃懒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用它来达到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掉了自身的毛病,反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家里他很老实,甚至略显愚钝、笨拙,在学校他的成绩也很差。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哥哥的行为方式则与他全然不同,既聪明又活泼,可是因为莽撞总是惹是生非。别人曾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可笨一点儿,也不要像你那样鲁莽。”如果我们认识到弟弟的做法是在避免麻烦,那就会知道他的愚笨其实是明智之举。因为弟弟天生愚笨,所以别人不会对他要求很高,即使做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责备。从他的这一目的来看,他并不是真愚,而是装笨。
时至今日,一般的矫正只针对其外在表现。不管是在医药上还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不赞同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的作业总是做不完时,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点,想要他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他是想给老师添些麻烦,甚至是想让自己被开除来逃避学校:假使我们在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的,这和成人的神经病症如出一辙。例如,假使一个人患有偏头痛(migraine)。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它时,它便会适时发作。由于头痛,他可以避免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与陌生人见面或做新的决定时,他的头痛便会发作。同时,它还能被用来当作对别人发脾气的借口。
这么有效的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奢望他放弃呢?在他看来,头疼可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它可以带来他想要的一切。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可以吓唬吓唬他,让他无法再继续演戏。就如同一些士兵害怕上战场,当假装要给他电击或动手术时,病症就完全消失了。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改掉了一种症状,他还会患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的病症。有一种神经官能症患者能以飞快的速度甩掉病症,然后毫不迟疑地再患上另一种,其速度令人啧啧称奇。他们变成了神经病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着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方式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摸透他们选用某种症状的目的,以及它与一般优越感目标的关系。
如果在教室中,我让人取来一个梯子,爬上黑板顶端,然后坐在那里,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一定是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它,或者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如果他的身体没有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他才感到安全。如此一来,别人便不会以为我疯得那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也是按计划行事的。我的疯狂就在于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假使有人告诉我:你的具体目标糟糕透顶,那么我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假如我的目标保持不变,而我的梯子却被拿走了,那我会锲而不舍,试着用椅子爬上去。如果椅子也被拿走了,我会尝试往上跳、徒手往上爬。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是这样的。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旦改变,思维惯性和态度也随之转变,他就不再需要它们,新思维和新态度就会取而代之。
让我们再举一例,一位三十岁的女士向我求助说,她交不到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成了家里的累赘,因此她备受煎熬。她时不时地做些临时工作,比方说打字员或秘书一类的职位,然而她的老板们个个都想占她的便宜,可把她吓坏了,只好落荒而逃。有一次,她又找到了一个工作,这个老板对她并不感兴趣。可是她却认为这是对她的蔑视,又愤而辞职了。她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很长,我记得差不多有八年,但精神治疗对她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她仍不大合群,也没有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我接诊她时,追踪了一下她童年的经历。因为不了解儿童的人,是不可能了解成人的。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天生丽质,而且被宠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她的家庭十分富裕,因此凡事只要她动动嘴,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当我听到这里时,不禁说道:“哇,你那时的生活就像公主一样。”“是呀,说也奇怪,”她回答道,“以前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我接着问她最早的记忆。“当我四岁时,我记得走出家门,看见一群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蹦蹦跳跳,还同时大喊‘巫婆来了’,我吓坏了。回到家中,我问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女佣:‘世上真的有巫婆吗?’她说:‘是的,有巫婆、小偷,还有强盗,他们还会到处跟着你。’”从那以后,她就很害怕一个人待在家里,并且她将这种恐惧带到了全部生活之中。她说自己不够强大,无法离开家,家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
还有一段她早期的记忆:“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性钢琴老师。有一天,他想亲我,我立马就不弹了,撒腿就跑,接着就告诉了妈妈。从此,我再也不想弹琴了。”在此,可以看出,她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和男性保持很远的距离。她对性的观点就是,要通过拒绝爱情来保护自己。她认为谈恋爱是软弱的表现。
在此我想说,很多人在恋爱之后觉得自己变得很脆弱,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是正确的。恋爱中的我们会变得很温柔,并且对对方的爱慕也会比较容易使我们受到伤害。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永远是强者、刻意隐藏感情的人,才会避免对爱的依赖。这样的人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也不会去接受爱情。我们发现,这种人如果感到自己有坠入情网的危险时,就会亲手毁掉这段爱情。他们会挖苦、讽刺、揶揄让他们陷入爱情的人,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的脆弱情感。
这个女孩儿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也会变得很脆弱。而且她变得过于敏感,当在工作中,有男人向她示爱时,她就会惊慌失措,只得逃走。可是,当她需要处理这些事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她的王朝崩塌了。她设法找来亲戚帮忙,可是她的境遇却是今非昔比了。没多久,亲戚们就开始对她厌烦了,再也没有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了。她很生气地责备那些人,说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你们知道这有多危险呀。这样,她才勉强地避免了形影相吊的生活。
我想,如果所有的亲戚都抛弃了她,她肯定会疯掉的。她获得优越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家人供养自己,并帮她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她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星球的人,我在那里是公主。这个星球的人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有多重要。如果再这样下去,她肯定会发疯的。不过,还算她机灵,她还能得到亲戚们的救济,所以没有踏上这最后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主人公的自卑情结和优越感。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被送到我这儿来,她从七岁起便开始盗窃,十二岁起便和男孩儿在外面过夜。她的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在她两岁时,他们终于离婚了。她被母亲带到祖母家里抚养,她的祖母对这个孩子却是非常疼爱。在她出生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已经僵到了极点,所以母亲并不欢迎她。因为母亲不喜欢这个女儿,所以母女关系很差。
见到这个女孩儿后,我很友好地和她交谈,她说:“其实,我并不喜欢偷东西,也不喜欢和那些男孩儿混在一起,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妈妈看到,我要让她知道她管不了我。”
“那你这样做是出于报复了?”我问道。
“我想是的。”她说。
她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大,她之所以有这个目标,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软弱。她觉得母亲并不喜欢自己,因而受到自卑的困扰。她认为能够制造麻烦就可以证明自己更强大。由此看出,儿童偷窃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时,大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在失踪了八天之后,被带到了法庭上。她在法庭上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被一个男人绑架了。那人将她绑在房间里整整八天。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医生恳切地跟她聊天儿,想让她说出实话。她很生气地问医生为什么不相信她,并且给了医生一记耳光。当我见到她时,问她对未来的打算,让她相信我只关注她以后的命运,而且我能给她提供一些
帮助。
当我让她将自己做的一个梦告诉我时,她笑了笑,最后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梦:“我在一个酒吧里,当我打算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妈妈。一会儿,爸爸也出现了,我让妈妈把我藏起来,不让他看到我。”她害怕她爸爸,并且一直在反抗。她以前常受到爸爸的责罚,因为怕受到打骂,她只好说了谎。当我们听到说谎的案例时,一定要看当事人的父母是否严厉。除非说真话会带来危险,否则他们不会说谎的。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儿和母亲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后来,她向我坦白有人将她引诱到一个地下酒吧中,在那里待了八天。因为对父亲的惧怕,她不敢讲真话。但是她又想让父亲知道这件事,好压他一头。因为她一直被父亲压制,只有在伤害他时,她才会有征服的快感。
对于这些在寻求优越感中犯了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呢?假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追求优越感,这就不难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就会对他们的挣扎深表同情了。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把精力浪费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每项人类发明的背后,就是追求优越的不断努力,这也是人类文明之源。人类所有活动都沿着这一主线前进—由下及上,从负到正,再从失败到成功。只有那些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奋勇前进的人,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如果采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我们就会发现,说服他们并不难。
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总是以合作为基础,这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和行动的要求,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合作事业。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儿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连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罪犯都一清二楚,他们同样拼力为自己的一贯作风辩解,同样知道将责任推向他人。但是,他们丧失了向正面生活进发的勇气。自卑的心理一直告诉他们:在合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你的份儿!他们逃避现实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去跟虚幻的影子搏斗。
由于人类的劳动分工不同,行业中的目标各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目标都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我们总能从其中找到一些吹毛求疵一番。对有的孩子来说,数学可能是他的优势,有的孩子可能对美术更有天赋,有的孩子也许体力强于他人。对于一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关注营养问题,他会对食物有更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改善他的状况,将来他也许会成为厨师或营养师。在这些特殊目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得到真正补偿的同时,孩子们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并自我限制学习的内容。比如,一位哲学家需要远离社会,安静地思考和写作;可是,只要他追求的优越感中含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不会犯很大的错误。总之,人类的合作需要各种不同特长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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