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军官学校就职演说
各位官长、各位学生：
在我国历次对外作战以后，满清末年陆军荫大臣订立练新军御外侮的十年计划。新军如何能对外作战，必须有合于国际标准的军官，因此苦心的培养军官。袁大总统现在承继国家命脉，继续此一计划，重行召集你们来开办军官学校。你们在此一国策下，必须加倍自爱自重，为爱国而努力求学，以求争胜于将来对外作战疆场上。本校过去发生风潮，一切是非我概不过问。现在我来订立合于标准的严格军纪同教育训练计划，要求管教官长同全体学生热心推进实施。如官长学生中有懈怠不努力的，我决加以严格惩罚，毫不徇情。同时如你们都热心遵循我的计划推进，而我的能力作为，不能使本校军事教育日新月异，以造成你们成为一个卫国卫民军事人才时，我当自戕以谢诸生，以谢国家。
在保定军官学校自杀前之宣言
校长今日有最后之数言为诸生告。国家之强弱，视军队之良否以为转移，而军队之良否，又以将校为枢纽，军官之学校为铸造。将校之机关，关系于军队之将来，既重且巨。校长自到校以来，亟思整顿学校，俾诸生军事教育达到完全之希望。岁月如梭，于兹半载矣，奈阻力横生，困难愈甚。试观校内，以材料言，则骑兵缺马，炮兵缺炮，工兵乏工作器具，辎重兵无演习材料，器具即贷诸他处，少有所得，皆不适用。学生服装御冬之呢衣，至夏始到，夏日单衣仅在筹备，形势上多不完全，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一。
以教育言，热心任事不辞劳怨者颇不乏人，其他一部指摘瑕疵，横加非议，使能者受毁既深，隐萌退志，而教育遂发生散漫之现象，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二。
有此二因，学生遂亦丧气灰心，去留参半，睹此境况，无可奈何。诸生试思，人生最欣慰之事非希望也耶？最悲苦之事非失望也耶？校长以军官学校关系于军界之前途，民国之大局，冀其逐渐改良，苦心孤诣，无如障碍横来，一筹莫展，自维菲材，无术挽救，椎心泣血，自恨良多，何敢尸位素餐，误人误国。清夜自思，实无以副国家铸造人才之心，慰诸生苦心求学之望。至用人一途，校长尤无新旧南北之分，且愿牺牲一身以排此陋习。
犹忆初莅校时，与诸生言军人须有尊重职守之观念，诚以吾国人之办事，稍有不合，即顾而之他，环顾中国，糜烂莫名，准此以谈，又将何往？虽然诸生听之吾人立志，贵行不贵言，忆检阅时曾谆谆为诸生告，今学校如斯无能为力，是校长不能尽一己之职，惟出最后之手段以谢军界同胞，以明此心于天下而已。
国事意见十点—蒋百里生前最后谈话
蒋百里先生为中国一代军事名家，不幸于十一月四日在由桂林乘汽军赴贵州北部遵义途中，在广西北部之宜山县，以心脏病逝世，闻者哀之。蒋氏离桂林时，曾对桂林市政筹备处长庄仲文发表其对于当前国事之意见，共计十点，旋即离桂，殁于途中，事发仓卒，未留遗言，故此文当属蒋氏最后之意见也。兹由庄先生道记其要点如次：
一
兵力当求集合使用，而训练新兵，可仍袭曾文正公办法，以营为单位为较当。军政部只物色适当之师长人才，由师长认识其师属九营长，每营营长物色其排长九人，班长二十七人，如此则每人所需明了能力与个性者，只数人至三十余人，每营必集中训练，单位不大，荫蔽亦易。有三个月之训练，自能成立强固之个体，易于进退自如，各营训练成功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能有坚强之战斗力，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也。
二
目前各省公路，因车辆经过太多，大都崎岖颠簸，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加增，机件损坏较剧，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竭力求其经济使用，故各省应增强修路队，即雇用民工，亦属值得，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也。
三
军事期中，通信频繁，故电报积压，不易疏通，往往数日方能到达。然某人新任或调任，各方仍例致贺电，不但虚靡物力，亦复阻害正当通信，应予切实取缔。
四
一般人因习惯于乘汽车，遂视汽车为唯一之公路运输工具，然现在车辆不敷，往往有等候数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故各地应尽量利用公路，而以其他交通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站任运输之责，即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以搬运行李疏散人口亦可。
五
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然发明者不能随时随处指示其使用者，而全恃使用者虚心研求以得之。现在我国部队，对新式武器尚未能使用尽善，而并非武器完全不如敌之锐利，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新工具亦然，此点必要国人澈底明了。
六
抗战中不必好高骛远，要若干飞机，若干大炮，若干坦克车，方能制胜云云，但是以不能办到之事为言，其言亦为废言，亟应脚踏实地，将现有物力运用到抗战途上。譬如欧战时，比军曾利用酒瓶以阻碍德骑兵之迅速前进，即是一例。
七
有一种科学之发明，或特殊成就，较之各门同时并举，而因陋就简者为佳，故建国而提倡科学，应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虽十年二十年而成，仍是经济而合算，将来可以吾之特长，以交换他人之特长。譬如英国“玛丽皇后号”大轮船之钢，系捷克之司高达厂所供给，即是很好例子。至于现在英法等国之畏惧意德，亦因意德近年在集中精力于空军，故能出奇制胜也。
八
湘军每营有夫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而迅速，不必扰民。其后承平，而有营官吃夫额之弊，王士珍见其弊，而取消夫额，然北方徭役并重，各县有办徭之机构，尚无问题，南方则向来“一条边”，有赋无徭，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致为民诟，而军无辎重，即攻地而能克，则士兵之弹药已尽，必不能再事追击而收战果。
九
我国近年建设，因无统盘[1]计划，顾全各方面，故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譬如石家庄之滹沱河，蜿蜒曲折，本为形势要地，足资防守。然以土豪争水坝阻上游而形势遂坏，故各项建设之始，必先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十
抗战以来，名都大邑如北平、南京、广州等处，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德安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故将来之最大胜利，或将于无意中得之，惟要有“战志”，“战志”既立，再想“办法”，袁世凯练兵，未尝使兵有战志（对外作战），造成二十余年之内战，国民革命军有战志，而时代潮流与环境未能尽适其意，致有今日之吃亏，今后抗战期中，固当求战志之坚定，而异日议和之后，更当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
或许是生物学上一定的原则吧？急了就跳—有如中国古谚所谓“人急跳梁”。最近欧洲大陆上一位英雄，从柏林旅行回来，一跳就跳到东京，再跳又到了长春。你们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发急。
一个小学生，满以为老师皮夹里有许多宝贝，可是偷到手时，打开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会儿又趁着老师打盹的工夫，出去玩耍，但回来时，老师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来一个英德接近、法德调和的运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插入一支金针，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我们读欧洲史，终替大陆上的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陆军军人，仿佛是命运的注定，无论他在大陆上发挥怎样大的威力，结果终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
最奇怪的，譬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但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地走入那个陷阱。这真是命定的吗？
欲攻海国，先从大陆国入手。拿破仑的根本敌人是英国，但他奈何英国不得，便拿俄国出气，结果一代英名断送在莫斯科。法国人完了，德国人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对英国的，但作战也须先从俄国入手，他把俄国打败了，但沾上了传染病，自己也倒了。
英国这个海上王，是不是历史上注定永久不可抗的吗？荷兰、西班牙都做过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说海上王的宝座为万世不易，我们不信。但很奇怪，大陆英雄终照旧日方式，送掉自己的性命。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击俄。他们自知打俄是假，打英是真，但偏要大吹大擂地**。
从阿比西尼亚[1]包抄埃及，自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来得高明。从大西洋上迂回进攻西班牙，自比德人卡来横渡北海，发动潜艇政策较为得计，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这一条路线，对于法国也是一个致命伤，因此一下寻到了两个敌人。
我们从前不懂苏联有多大本领，有许多飞机能不断运到西班牙去，现在才知道俄国军火都从达达尼尔海峡经过英国手里放出来的。俄国也知道，所以战斗员只有八千，宣传员却有二万四千。
声东击西的战略，在往昔半开化时代很可以成功，但交通便利，知识进步到了现在的世界，却以宣传政策骗人，这只是自己表现其愚蠢罢了。
北方的大熊，在它广大的巢穴里从容地剥食它的果实，带着一种会心的微笑，自己说：“现代世界那有真正的**结合？”
假如大陆英雄不愿自欺自骗，真心对付英国，还得学学俾斯麦。我倒要做个建议，堂堂正正请他们取消那种假的**招牌，归宗到一个俄德意迭克推多[2]的同盟，或许还够说得上对英。至于国内迭克推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谈**攻英，恐怕还够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里去。
因此我奉告国内同胞：他们急，我们不急，英雄跳，我们笑！
我们从容地含笑前进，最后胜利已经逼近！
速决与持久
法国战术家认为攻击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
飞机出现以还，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而驱逐机的速度则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进步，所以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时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门径。
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不用说空军战斗是速决，海军战争亦然如此，一番会战可决定全局的胜败，战斗中最有韧强性的就只有陆战。然而现在陆战的工具一天快似一天，陆战装备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谓快速师团。它的战术，亦即它的特性，就在出奇制胜。再看现在各国的动员律也是朝着速决的方向走。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绝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敦要塞的北方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车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种攻势。
我们可以说速决主义乃现在实际军人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这种战略上的速决中间，发现了军制亦即国力上的持久问题。须知空海两军都是以技术的优越而决定战斗的胜利。一国的经济力量，能否与技术上的发明亦步亦趋，乃军备上一个根本问题。譬如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的意大利飞机，现在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能与英国竞争，若将这些飞机一律取消，换上一种现在最理想的构造，经济上不胜负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轮替法，又怕敌方改良得快，将一辈子赶不上人家。所以现在军备改良有一个主义，名为“发明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就因国力跟不上技术，换一种炮，动辄几千门，换一种飞机，动辄几百架，真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谁都受不了。
掌理国政的人假如轻轻失去了军事优势的时机，再要重新恢复优势，要待五年或十年以上。照我个人研究，历史上陆军的强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军强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较上优势最易持久的还是海军。这因为主力舰的建造太费时间，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国的经济力量与民族传统，这并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在于不能持久。它们苦心孤诣地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
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现在拿欧洲这一种实况来研究中国应循的途径，我们知道欧洲人从速决主义下发现持久的困难与必要性，至于我们中国目前既需持久作战，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决心下，来研究速决的“速”之条件。欧战法国凡尔敦所以能长久固守的原因，并非由于死守，而在于法国人能利用运动战的原则，将守军随时移动。死守一个阵线，无论设备如何巩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使整个战线顷刻毁灭。去年比尔波铁环的防御，建筑的时间费去九十小时，而摧毁的时间，只经九小时。
当年法德火力同等，而法国守势战尚非扼据一线的死守，何况火力平常不占优势的我国？所以在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而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现在德国有步步为营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于运动中。
一支部队的火力要与运动力等同，没有运动力的火力，可名为死火力，所以要达到持久固守之目的，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前方作战的部队至少要能够自己指挥后方的给养。我们装备完全的兵团差不多与德国步兵团相像。但德国步兵团后方直属的车辆，就有一百三十辆之多，假如每团加上防御战车，更需增加七十余辆汽车，才可使一团的火力得到适当的发展与运用。至于一师作战单位的大辎重与炮兵辎重都没有算在其中。
远适异国不知战斗的实际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过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欧洲的问题是不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节选）（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做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地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地死而无悔，早作夜思地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自信。
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地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绝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地补助着它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现的妙处就是文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它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干戚而服有苗”“用夏变夷”等，至于《尚书》里“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等，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拼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
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成华族被异种人压服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地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止胡化，还是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地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为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使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地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地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地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见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
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历史的第三期。
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侵略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陆，第一个将其赶走的还是我们华族。满洲是东胡族，具有相当的同化力，同是华族本来容易接近，所以勉强能维持二百多年，并且随嫁时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华族的抵抗力始终潜在地滋长着，所以一声革命声入心通地全中国呼应了。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党员，可以自省一下，当初“革命”二字，怎样地从耳朵里听进去，怎样地转到心窝里，怎样地发动了行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领就在得到群众心之所同然。
两次赶走异种人的历史，说来未免太长，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举两个人的两段精警的话来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遗诏。他用武力来赶走蒙古人，当时的士气，必定极旺盛，看不起外国人。但是这位英雄从种种的经验上寻着了我们民族发展的要点，所以遗诏上说：“非夷狄来侵，不得用兵。”这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赶走蒙古人太容易，就发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应当取守势的。现在喜欢看远势的英国人，对我们群众抗战有成绩，就不免有点担心。国联席上敌人怎样借着排货的理由，煽动英美人对于中国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的出兵的正当。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
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地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灌进来，自然地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
…………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
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
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那一族都比不过。…………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无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地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吧，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
诸葛亮《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句话谁不会说？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实实在在地指出，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笼统地指个大概，拿桓灵作代表。贤人，他却要一个一个的保荐，而且要求着“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这不是空论，而是实际。不过将亲贤远佞的一件兴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个人来判别，是极危险的。诸葛亮死了，谁能把贤人、小人一个一个的指出来？吃过痛苦的欧阳公在《朋党论》里，也只能举几个原则，不能应用。历代治少乱多，就是这个原因。宋明末代总是国家的外环境要求着优胜劣败，而国家内环境却是劣胜优败，所以应付不上，至于败亡。
现在可以明白了，抗战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诸位前敌将军听着！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地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地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地向他儿孙演讲着。谁还敢忌刻你们，造你们的谣言，说你们的坏话？所以平时或许有出力不讨好的事，战时却是出力必讨好，不出力必不讨好。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地会正直起来。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倒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地消极地“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单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霞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制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绎成功，所谓“保全实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角，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款折子）。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果。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三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合，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
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座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民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不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地住在**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皇后大学高尚几百倍。
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比“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无论怎样地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的。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吧！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吧！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绝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么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地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地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义的。
诸葛亮已经用不着苦心孤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们要确信：
社会上已经有了公平的判断，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没有不成功的。“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枉事，将来会一件一件减少，以至于无。就是汉奸的儿孙，也要向成仁诸公的忠魂碑叩头。
我们民族主人翁的资格、条件已经具备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
中华民国万岁！
（三）余意
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动成为行为，而有益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即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
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就下一敌情总判断（见《裁兵计划书》），“德国此次战败之原因，自兵略言，即是目的不明了，理由不简单；自宣战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军事之动作言，则攻法；自最后之目的言，则对英，失败之大原因即完全因为侵略主战。野心家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名曰双管齐下，实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怜之人民只有一命，则结果必至于革命而后已。”
日本的军事后辈们！你们一辈子研究军事学问，锻炼军事精神，连“宗旨游移”四个字的大毛病还不能了解，靠一点不完全的从欧洲偷来的小技术，混充东方主人翁？回回头吧！我是千万分的好意呵！
至于述中国国防之方针：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诸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国民听之！呜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使之，所当惩前，所当毖后。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课未必课课皆整，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再用现实，再用一年来亲身所经之事实证明之。就是说，许多人戴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
第一，观察深刻了。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来的东西，我明天在报上看见，总觉有许多不透彻。可是今年，不然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讲演，也记载下了，说话停顿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见一位武汉大学住过一年的学生，他的笔记上说：“遇见这个青年的老头子，陪他游公园，同他谈话结果：总觉得‘中国是有办法的’。”我问他看见《国防论》没有？他说没有，我更觉惊奇。总之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照平常，总不能那么快，那么自然。
第二，是感情深厚了。这于最近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见，如《战地与秋收》里向着稻田说：“……快快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两臂张成天罗地网一样，护卫起今年这些绿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野兽掠劫去！……”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绝写不出那种文字来。而最近有人从上海来，谈及敌人南京兽行，多数人闻之发指，我独说：“敌人军纪如此腐败，吾辈当自信战胜之确实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此厌战思想之反映也”。
呜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这一场谈话中，感情之从浅而深，从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地问：“武汉保得住吗？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最后又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发给兵士的五元一元的法币，兵士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绝不能值一张整法币，所以没法找，因此军民生出大大的摩擦。”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是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
综上三点，可见理想与实际，一步接触，就能发生异彩。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着将来的中国主人翁：
第一是应当向伟大方向走去。我觉得在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移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字比人家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面多，空阔的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尺高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的发展。韦尔斯的世界国是发生在天空里的。法国一位空军将官告诉我：“空军官长的胸襟是阔大的，不是偏狭的，所以最适于国际用。”我希望空军的勇士们，多给予我们国民以伟大包容的气象，把我们固有的界限、摩擦等习气扫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欧洲，就哈哈大笑地说：“你们欧洲人那里配打仗，不是三分钟就完了吗？”你看他多么气概！上帝安排得顶巧妙，越是偏狭的国家主战派—即法西斯纳粹们—它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军上！这个安排将来又会开一朵奇花。我们应当注意。
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
青年们，譬如讲恋爱吧，先是一瞥的欣赏她的美，再是交际着理解她的性情，现在必定要到第三步才能圆满，就是改变两人现在的环境，改变两人独居的环境，而结婚，而同居。现在理想与事实已经接近到第二步骤，现在是理想与事实，商正式地结婚了，就是由观察经验而至于改造环境，才称大功告成。再譬如，说了半年的动员民众，到底这一大群民众如何将他动起来？靠文字，靠说话是不行的，如今简捷明了地来一个户口检查，壮丁多少，老幼多少，妇孺多少，有一个确定的数目了。那么，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谁该来做事，谁该上前线，谁该后退，至少可以有个估计，才可以说得上一点动员计划。
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
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蒋方震于汉口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绪言
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
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2]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那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
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运命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歌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
一、几个自然条件
1.情热的人种从日本人的习惯，诸如洗澡、衣服、饮食、居住来看，日本人种无疑地是从南方移去的。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移民去的，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格，在日本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为日本国国土，经过五十年的开拓。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来它可以自由移民。但统计数字的雄辩，确实告诉我们，日本这种移民企图已经怎样的失败，日本人怎样的不愿到北方去！
2.地理上的影响这种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材料。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雾锻炼了英国人体格之强健与眼光之正确）。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气度）。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事事要注意，却从复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
3.鱼许多日本宣传家的统计，常常侈言他人口如何激增，国土如何渺小。据说近卫见了霍斯上校后，霍斯就做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们的说明书上，却隐藏了一件本国唯一的宝贝—即无限制的海上生活资源—鱼（他们因为国民生存上必要而发展出来的无限制的渔艇制海权。真可以代表现代的侵略政策，我们倒可以承认他正当的权利）。但是这个鱼，又给了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种影响。日本古代拿鲤鱼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不会动。恐怕切腹这个风俗，与吃鱼有关系吧？因为鱼非新鲜不可口。日本人吃鱼便要把鱼活活地宰死了吃，极有风味。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
4.酒世界各国的酒都是越陈越好，白兰地一百年，绍兴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鲜，越新越好。而大量饮酒在日本人却认为豪杰的象征。尤其陆海军将领，对于酒，都是经过长期奋斗而升级，所谓“死且不惧卮酒奚足辞”。
5.音乐假如你在月明之夜听日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黄昏时分，听日本农夫的民谣。假如你在灯红酒绿中听他们的三味线，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音色。外国人要学它，一定呼吸会转不过来。在中国琴弦，因为过高而断，是个不祥之兆。假如拿中国的琴来和日本的三味线，琴弦一定会断。
6.花“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呀！但它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因为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好像武士当他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刹那间（勇敢是可赞美的，但太悲观了呵）。
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时代，节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束是“人事无常”。
直译的意义是：“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呵！”……“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
二、几段历史事迹
1.文字的创造当中国固有文化正发达的时代—像秦汉时候—就有许多传说；可证与日本有交通。但当时日本尚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后，隋唐时代即印度文化东输，佛教在中国正是极盛的时代，才有大多数的日本人留学中国。所以印度文化与中国哲学混合地输入日本。创造日本文字的，是一个有名的和尚，在中国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时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几个佛教大师，把他们的理论，风靡了全国。上逮皇室，下迄国民。
2.武士道与大和魂中国哲学到德川统一之后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时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阶级，已入于停顿时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对于佛教思想的输入加以特别注意。假如从表面上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则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但是日本人以为除此以外，他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的精神”，所谓“大和魂”（YamatoTamachi）这个东西。
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来，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刹那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里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悲观的色彩。
3.武士的不道武士的长处就是所谓“道”。但他的背面有一个阴影。按日本面积很小，在武士时代又分作几百个小国，彼此毗连邻近。它的首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巧妙，几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地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作“沐猴而冠”，后者叫作“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欢读这个时代的演义。在我看来，那些正是别有风味的侦探小说。
4.西乡隆盛真正够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个人，就是西乡隆盛。但他模范地做了悲剧主角。因为他不失败于他所反对的敌人，却失败于他所爱护的学生。日本有许多爱国者，究竟是否国家的幸福，不能不请运命之神来判断了。
5.两个真正的日本指导者真正从日本民族的发展看来，有两个指导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从前的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一是现代的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
三、明治大帝
1.本章的意义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为现在这个巨大的强国，乃是他一个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别要提出“苦心”两个字，因为一只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有时要向左，有时要向右，一不小心，就会出乱子；未来等于一层浓雾，国家所走的路，又没有详细的海图可循。其间既要天才，又要经验，最重要的更是强固的意志力和谦抑的考虑。当明治大帝逝世的一日，伦敦《泰晤士报》（世界民族中懂得日本的首推英国）有一篇哀悼的文章，说日本国运自从这位大帝的经营以后，恐怕已经到了富士山顶，我们希望以后不向下坡走。
2.初期的苦痛—不对外即起内乱性急的日本人，当他取消封建，统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阴，就要向外发展，所谓征韩。主张这个政策的人，是唯一的军人领袖，唯一的勤王元勋—西乡隆盛。政府议决了征韩，但是中途变卦。结果便发生内乱，这在日本人或许认为很不幸的，但大帝决心，宁忍内乱的痛苦，不愿早开边衅。
3.民权与宪法明治初年的政权为南方长萨土肥所独占，长州萨摩为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乡隆盛所领导—失败以后，所谓民间志士，以土肥为中心，集中于提倡民权。政府虽一时下令压迫，然而大帝决心实行立宪，借议会使国民与闻国政，排斥当时绝对的天皇神权论。
4.对俄与对英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创造政友会的政党首领，他不主张与俄国开衅，所以一九〇二年他旅行俄国时想与俄国得一妥协。伊藤的反对派—三县军人派—则主张对俄作战，两派争持剧烈，经明治最后的决定，订了英日同盟，伊藤的亲信亦所不顾。
5.忍辱讲和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日俄战争后的无赔偿讲和，都是大多数爱国者所激烈反对的。然而大帝两次战胜，却取谦抑态度，很镇定地给予肯深思熟虑的负责政治家一个最大支持，并由英日同盟，而进展到日法协商，日俄协定。
总之，事后看来好像日本的进展发达是很容易的，其实当时不断地内争—内政整理与对外发展，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治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如同一条大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坚定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在历史的事实上，日本人所谓皇室中心，只有这个时期是正确的。
四、欧战
1.绪言美国军舰的炮，惊醒了东方一个新兴国家。欧洲人的钱，又把这个新兴国家引入了内在多烦闷、外界多诱惑的新悲观世界。
2.明治大帝的余泽大帝的意志虽然坚强，但喜欢采取臣下的意见。每逢国家大事，他总要召集所有亲信的人，商量一番。这个商量，成了惯例。一般人就称之为元老会议，但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大帝的自动意志。大帝逝世后，元老会议做了政治领导的中心。但是首先就遇见了一个不幸。当时在伊藤指导下的文治派，因为伊藤被刺而西园寺实为领袖。在山县指导下的军人派则以桂太郎为领袖。桂太郎因为要联俄之故到了圣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国，半途就遇见山县的特使，报告要请他做新天皇的辅弼大臣，专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不入政治。但入宫不到二月，西园寺内阁就因为不能扩充陆军而失败，又出来组阁。于是文治派政党领袖就举行护宪大运动，而日俄战争时代负重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从此失败而死。军人与政党就结了一种仇恨。最大多数的政友会，近十年不得政权。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近卫组阁还是要经元老的推荐，但是二十年间元老一个个凋谢，只剩现已九十余岁的西园寺。
3.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烦闷这是欧洲人自己也不能体会的。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最快需时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风一般，五年以内突然地生长。无数的黄金，从欧洲输入进来，烟囱急速度地增加，到五倍十倍。假如我们要形容它的情状，至少可以作十几本书。现在只举一个例吧。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注意：日本法律规定长子有承袭财产权，次子多尝独立生活，所以博士多是次子，或是穷苦出身的，富家长子都要管理家务无暇求学），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贫乏物语》：说明无产阶级的由来与痛苦。三年以来，这本书销行了几百万。以他著述的收入，竟变成一个财产家。他的书受民众如此的欢迎，他个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后来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出现。而这位可怜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结果因为用他卖书的钱，来接济了**，被判为有罪，入了牢狱。至于许多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却利用了打倒政党—财阀的名义，做了军阀的走狗。这种矛盾，欧洲社会看不见。
4.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二影响就是诱惑一九一五年派了亲王到俄国，用百五十万支步枪，及许多作战资源，才得到内外蒙互相承认的协定。后来俄国革命了，德国屈服了，英国疲敝了，日本可以自由进入西伯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军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的亚细亚是它的了，所怕的只是美国。不过太平洋太大了，美国要到东方非经过四千里的行程，且非经过日本群岛的关门不可。欧美人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
5.整个的民族动摇了在历史上看来无论那一个民族，那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又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只渔船，遇到了台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了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
五、固有的裂痕
1.叙言在烦闷与诱惑的大浪中，我们要研究它政治的固有形态。假如自己组织坚实，指导者自能渡过难关，渐渐得到风平浪静，但日本原来的政治组织已有两个裂痕。
2.第一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日本自组织责任内阁以来，陆海军人出面组织内阁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标记的两人还是代理。
试将这二十人的系统开列如下：
在内阁组织法制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当时原是消极地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因为陆军大臣倘因意见辞职，内阁总理就没法找出第二个军人代理他，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
3.第二是海军与陆军在财政上的对立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遍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或陆终有些偏重。但试查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海军预算绝不会在九千万以下。当华盛顿海军会议时代，俄国革命，中国内乱，就日本国防上说，陆军预算大可缩减。但因为海军要造补助舰队，陆军也须同一比例增进。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预算不因而减少），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它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它的大陆政策。不止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列宾[1]都是它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1.生活经验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资，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感觉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朴质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须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书。
2.新兵器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野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上中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用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说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3.传统的习惯与教育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了—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爆发的原动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基础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一九三一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人，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的本部，是在东京。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
5.许多煽动家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轻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五月五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却避开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实，第一次想在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的—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
七、政治
1.叙言最不痛快的，莫如我现在写这一章，因为除了“阴谋”“煽动”“贿赂”“威吓”以外，我不知道政治运动中还有何种方法。我不愿将日本这种一般的恶性的政治内幕揭露出来，不过在上述的几种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上还有两件事，是日本所独有而值得记述的。
2.日本政治家的不幸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这是开国以来不断的事实，维新动乱时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后，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而自杀于战场（这时先后许多勤王志士被杀者不少）。而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又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即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这四位是日本极盛的明治大帝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大家谅都知道。再如政友会为日本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横死，星亨为首，继之者为原。原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理，就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可望善终，然而最近也经过了几次危险。至于对立的民政党，出任国务总理的滨口，财政大臣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运命。此外幸免的如冈田海军上将、铃木侍从武官长、牧野宫内大臣也受了相当的惊吓。再如次级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了知名不知名的暗杀。这种疯狂的事实，影响到当时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中国钦差大臣李鸿章，直到现在，还有送短刀给艾登的。
所以日本的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3.内阁的后台负政治责任的当然是内阁，但日本内阁背后总有一群人在那里操纵着。内阁的生死，可以完全决定在这群人手里，而这群人既不似专制时代的皇帝那样独裁，又不像民主国家的民众及其代表的议会那样多数取决。明治大帝死后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元老操纵时期，第二是枢密院与贵族院操纵时期，第三是青年军人操纵时期（满洲事变以后）。自有议会以来，因众议院多数反对而辞职的，只有两次。在野党欲推翻政府，不在对于大众演说，而在秘密与内阁的后台接洽，这中间就容留了一种人物，名叫浪人。当伊藤公开组织政党时代，山县就竭力反对，而对抗的方法，一面是收买议员，一面就是蓄养浪人，而遗后世以无数恶例。如今举几件最大的事变为例。
西园寺（大正元年）、桂、山本（首次组阁）—以上三个内阁皆被元老山县有朋操纵而倒。
山本（二次组阁）、若槻、田中—以上几个内阁皆被贵族院与枢密院推翻。
犬养、冈田、广田—因军人暴动而倒。
八、财政经济
1.叙言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财政的膨胀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许多专家已有详细的数字说明。本章因此只从日本全国作一整个透视，仅举出两项来说。
2.第一是与军人的关系原来日本武士有轻视商人的习惯，所谓町人，就有几分重利忘义的气味。自从福泽在明治初年，以英国绅士为模范，提倡了“独立自尊”主义，创设了庆应大学，才给予日本财阀以人才的基础。五大财阀的事业家都是直接或间接受了福泽的精神教育，而以议会政治为其理想。自从日本第一财阀三井联络松方，三菱联络大隈，政府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名，使财阀与政治家发生了密切的联络。到大正时代，财阀对军人居然取得对立的地位。但因为议会莫大的选举费，都是靠财阀在后台帮忙，这中间就发生许多疑狱事件，两党彼此摘发，而国民对于政党发生不信任态度。最近党员竞争选举，除此社会党以外，“政友”“民政”党员都不敢公开地标举党籍。财阀看政党无力，就转而利用重工业这个工具，与军人接近。因为急于制造武器，势不能不特别发展重工业，而青年军人所提倡的皇家社会主义，因此乃不得不暂行停顿。
3.第二是与农民的关系一个大阪造丝商人，曾经夸耀地说：“只有我们的工业是由人民的心血一点一滴造成的。”换句话说，日本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都是靠政府帮忙、提倡而成的。试问这政府津贴各事业的钱，是从何处来的？再看“日本租税之来源，地方与中央合计课于消费者约百分之四十，课于所得者约百分之二十一，课于财产者百分之二十，其他杂税约百分之十九，多数含有消费性质。在日本国民被课之消费税约占全数之半。”（见矢野（Yano）著《日本国势》）试问这巨大的消费税是从谁征收来的？日本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这些农民大多数天天在困苦之中，农村负债已达不能偿还之巨额。许多日本人归怨于他国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实真正要解决日本的农村问题，若就对外发展来想，只有到美国去是种种方面都合适的。此外的发展，如满洲等地因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与中国人竞争，徒替大资本家发财，于大多数国民不仅无利，反而增加无数的负担。如今单举一个例子来指出它对外对内的矛盾。日本向来常感产米不足，认为重大问题。于是大正十四年竭力开发朝鲜，使产米增加，近几年来乃感供过于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统制政策以防米价之过贱。但农家因收获后急需现金，不得不将自己食用的米一并售出，将来仍须购回。这一进出间农民又实受一重损失。艳称日本发展者每举其船舶的吨数，贸易的数字，以表现其经济力之强。其实国民财富集中在工商界，大多数的农民终岁劳作而尚无适当的生存。这不是欧美无产阶级所能想象到的。
九、外交
1.二重外交之由来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几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军所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了外交部常来得早。自经两次战役，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现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创办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川上把自己房子卖了做基金的）。最近军人势力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现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
2.外交系之成立自从明治二十六年陆奥[1]担任外交部长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来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日本国民对于他的外交官太对不起了。中日战役时代的陆奥，日俄战争时代的小村。他们用的心血，遭的困难，比了参谋总长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国民一律归功军人而指两度外交为失败，所以两位外交大臣在战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在《朴次茅斯和约》签字以后，小村发了四十度的高热还去见罗斯福，实与军人决死相等，但回来时人家用黑旗欢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将来终究要失败。
3.两条路线从日英同盟、日俄战争到《伦敦海军条约》为止，日本外交方针是与英美接近的。这一派人物，日本称为英美随从派，以加藤与币原为主体。但这后面有一条暗流，便是亲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败。上文说过伊藤是主张与苏俄妥协的，同时还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耸动伊藤在日俄战役中与俄国要员在西伯利亚相会，但到了哈尔滨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耸动桂太郎到俄国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欧战期间，一九一五年日本亲皇访问俄国[1]，后来即遇俄国革命。一九二一年这位后藤男爵又请了越飞来日本游历。这是**外交官第一次到东方，不久就是日俄复交，而后藤却又死了。伦敦会议以后，币原外交政策大受攻击，中间经过几次转折而到广田，即亲俄系暗流又得势的证据。广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购买中东铁路，那时他最得意，所以大胆声明“广田在位不会有战争”。而在《日德防共协定》的时节，还在东京与俄大使发生一度“破例外交”的折冲，就是告诉俄国说：“防共是对英而非对俄。”（广田以不能公开的外交秘密告俄大使，而后者竟违背成例公诸报章，故有“破例外交”之称。）
4.宣传者自己中毒日本的外交宣传特别巧妙，但其间有两种流弊，一是对外失信任，自从满洲事变以后，外交界的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却成了恰相反对，这种例我们不必枚举，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二是对内失调节，比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地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
十、精神上的弱点
1.空虚与矛盾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它独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它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满于一般社会。许多急进分子提倡的国难，所谓非常时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过一种煽动，但无形中更加重了国民的悲观色彩。
更进一步说，他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一种矛盾，他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因同盟[1]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它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大家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会的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
十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1.从内政上说明治末年确是日本内政的黄金时代，但欧战一起，军人政治家就将国军无目的地滥用。最初就是获取青岛，后来又是两度的山东出兵，这都不是国家的运命关头，而军人随便运用它的武力以求获得一部分利益。这种举动给予日本军官以破坏纪律自由行动的先例。所以日本军纪是从上级坏起。几年前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对于关东军有一个特别名称，叫作Desaki，即派出者之意。因为它的行动常与中央不一致。关东军的任务，本在维持沿铁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军官们却在那里创造它政治外交行动。两个师团每两年调换一次。于是满洲这个区域，就变了军人自由活动的养成所。关东军之外，又加了天津驻屯军，更予军人以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所以每次事变起来，政府总是声明事变不扩大，军人总是调兵，这种不一致现象，给了国民与国际间一种不安与不信任。现在日本想向举国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不能了解敌人到底是谁。这可分三种说法：（一）陆军对俄，海军对英，现在为什么对中国。（二）日本军人向来夸称中国不够做他目标，只需一出兵就可以占领中国的，但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三）对中国尚且如此困难，将来如何对俄对英美？
2.从国际上说华盛顿会议实为日本独步东亚的时代，因为这时世界公认日本为一等强国，而且是东亚的重心。所以《九国公约》对于中国有保全领土主权与机会均等的种种条款。在中国人民看来，这是精神上一种耻辱，而在日本却是一种荣誉的义务。但日本看这种荣誉的义务，反以为是耻辱的压迫。譬如吃饭，人家请他坐首席，他不愿，偏要一人独占一张桌子，定要叫人家走开。因为日本有这种无限制的野心，引动了世界的疑惧。俄国在远东本无兵力，但在“满洲事变”后已经增加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美国得了五、五、三比率[1]后，本未建造足额，现在却三度的扩充海军。英国新嘉坡[2]军港只是纸上计划，现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恶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
十二、结论：物与人
许多大政治家、大军人，脑筋里装着无数物质的数字，油多少？煤多少？铁多少？乃至船多少吨炮多少门，而却忘记了一件根本大事！
纵使文明病为现代一般国家所共有，但是日本没有经过像德国那样的饥饿、法国那样的女人避孕。而日本“人”的健在状态，却如左表：
夸称日本文明者，当然说它教育制度如何完备，国民学校如何发达；可是这教育势力下所养成的学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职业中之最高度。一九三五年全国受验壮丁六三二、八八六[1]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为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不论乡村都会，工业区与农业区，一律的不行。列表如下：
更显著者，学生体格之不良，随着受教育程度而递增。不及格者大学生最多，其次为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毕业者，再次则中小学生，但国民小学毕业者比高等小学者其不及格之比率更大，一九二五年来此种现象更为显著。
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
白种人中一两个穷小子受了银行老板的气，不得已跟着这位挥霍无度、内在空虚的大阔少，想出风头，一定会上当会倒霉！
这本书的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那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的。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二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片段地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它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各位官长、各位学生：
在我国历次对外作战以后，满清末年陆军荫大臣订立练新军御外侮的十年计划。新军如何能对外作战，必须有合于国际标准的军官，因此苦心的培养军官。袁大总统现在承继国家命脉，继续此一计划，重行召集你们来开办军官学校。你们在此一国策下，必须加倍自爱自重，为爱国而努力求学，以求争胜于将来对外作战疆场上。本校过去发生风潮，一切是非我概不过问。现在我来订立合于标准的严格军纪同教育训练计划，要求管教官长同全体学生热心推进实施。如官长学生中有懈怠不努力的，我决加以严格惩罚，毫不徇情。同时如你们都热心遵循我的计划推进，而我的能力作为，不能使本校军事教育日新月异，以造成你们成为一个卫国卫民军事人才时，我当自戕以谢诸生，以谢国家。
在保定军官学校自杀前之宣言
校长今日有最后之数言为诸生告。国家之强弱，视军队之良否以为转移，而军队之良否，又以将校为枢纽，军官之学校为铸造。将校之机关，关系于军队之将来，既重且巨。校长自到校以来，亟思整顿学校，俾诸生军事教育达到完全之希望。岁月如梭，于兹半载矣，奈阻力横生，困难愈甚。试观校内，以材料言，则骑兵缺马，炮兵缺炮，工兵乏工作器具，辎重兵无演习材料，器具即贷诸他处，少有所得，皆不适用。学生服装御冬之呢衣，至夏始到，夏日单衣仅在筹备，形势上多不完全，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一。
以教育言，热心任事不辞劳怨者颇不乏人，其他一部指摘瑕疵，横加非议，使能者受毁既深，隐萌退志，而教育遂发生散漫之现象，此校长之不能尽职者二。
有此二因，学生遂亦丧气灰心，去留参半，睹此境况，无可奈何。诸生试思，人生最欣慰之事非希望也耶？最悲苦之事非失望也耶？校长以军官学校关系于军界之前途，民国之大局，冀其逐渐改良，苦心孤诣，无如障碍横来，一筹莫展，自维菲材，无术挽救，椎心泣血，自恨良多，何敢尸位素餐，误人误国。清夜自思，实无以副国家铸造人才之心，慰诸生苦心求学之望。至用人一途，校长尤无新旧南北之分，且愿牺牲一身以排此陋习。
犹忆初莅校时，与诸生言军人须有尊重职守之观念，诚以吾国人之办事，稍有不合，即顾而之他，环顾中国，糜烂莫名，准此以谈，又将何往？虽然诸生听之吾人立志，贵行不贵言，忆检阅时曾谆谆为诸生告，今学校如斯无能为力，是校长不能尽一己之职，惟出最后之手段以谢军界同胞，以明此心于天下而已。
国事意见十点—蒋百里生前最后谈话
蒋百里先生为中国一代军事名家，不幸于十一月四日在由桂林乘汽军赴贵州北部遵义途中，在广西北部之宜山县，以心脏病逝世，闻者哀之。蒋氏离桂林时，曾对桂林市政筹备处长庄仲文发表其对于当前国事之意见，共计十点，旋即离桂，殁于途中，事发仓卒，未留遗言，故此文当属蒋氏最后之意见也。兹由庄先生道记其要点如次：
一
兵力当求集合使用，而训练新兵，可仍袭曾文正公办法，以营为单位为较当。军政部只物色适当之师长人才，由师长认识其师属九营长，每营营长物色其排长九人，班长二十七人，如此则每人所需明了能力与个性者，只数人至三十余人，每营必集中训练，单位不大，荫蔽亦易。有三个月之训练，自能成立强固之个体，易于进退自如，各营训练成功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能有坚强之战斗力，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也。
二
目前各省公路，因车辆经过太多，大都崎岖颠簸，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加增，机件损坏较剧，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竭力求其经济使用，故各省应增强修路队，即雇用民工，亦属值得，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也。
三
军事期中，通信频繁，故电报积压，不易疏通，往往数日方能到达。然某人新任或调任，各方仍例致贺电，不但虚靡物力，亦复阻害正当通信，应予切实取缔。
四
一般人因习惯于乘汽车，遂视汽车为唯一之公路运输工具，然现在车辆不敷，往往有等候数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故各地应尽量利用公路，而以其他交通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站任运输之责，即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以搬运行李疏散人口亦可。
五
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然发明者不能随时随处指示其使用者，而全恃使用者虚心研求以得之。现在我国部队，对新式武器尚未能使用尽善，而并非武器完全不如敌之锐利，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新工具亦然，此点必要国人澈底明了。
六
抗战中不必好高骛远，要若干飞机，若干大炮，若干坦克车，方能制胜云云，但是以不能办到之事为言，其言亦为废言，亟应脚踏实地，将现有物力运用到抗战途上。譬如欧战时，比军曾利用酒瓶以阻碍德骑兵之迅速前进，即是一例。
七
有一种科学之发明，或特殊成就，较之各门同时并举，而因陋就简者为佳，故建国而提倡科学，应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虽十年二十年而成，仍是经济而合算，将来可以吾之特长，以交换他人之特长。譬如英国“玛丽皇后号”大轮船之钢，系捷克之司高达厂所供给，即是很好例子。至于现在英法等国之畏惧意德，亦因意德近年在集中精力于空军，故能出奇制胜也。
八
湘军每营有夫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而迅速，不必扰民。其后承平，而有营官吃夫额之弊，王士珍见其弊，而取消夫额，然北方徭役并重，各县有办徭之机构，尚无问题，南方则向来“一条边”，有赋无徭，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致为民诟，而军无辎重，即攻地而能克，则士兵之弹药已尽，必不能再事追击而收战果。
九
我国近年建设，因无统盘[1]计划，顾全各方面，故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譬如石家庄之滹沱河，蜿蜒曲折，本为形势要地，足资防守。然以土豪争水坝阻上游而形势遂坏，故各项建设之始，必先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十
抗战以来，名都大邑如北平、南京、广州等处，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德安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故将来之最大胜利，或将于无意中得之，惟要有“战志”，“战志”既立，再想“办法”，袁世凯练兵，未尝使兵有战志（对外作战），造成二十余年之内战，国民革命军有战志，而时代潮流与环境未能尽适其意，致有今日之吃亏，今后抗战期中，固当求战志之坚定，而异日议和之后，更当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
或许是生物学上一定的原则吧？急了就跳—有如中国古谚所谓“人急跳梁”。最近欧洲大陆上一位英雄，从柏林旅行回来，一跳就跳到东京，再跳又到了长春。你们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发急。
一个小学生，满以为老师皮夹里有许多宝贝，可是偷到手时，打开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会儿又趁着老师打盹的工夫，出去玩耍，但回来时，老师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来一个英德接近、法德调和的运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插入一支金针，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我们读欧洲史，终替大陆上的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陆军军人，仿佛是命运的注定，无论他在大陆上发挥怎样大的威力，结果终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
最奇怪的，譬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但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地走入那个陷阱。这真是命定的吗？
欲攻海国，先从大陆国入手。拿破仑的根本敌人是英国，但他奈何英国不得，便拿俄国出气，结果一代英名断送在莫斯科。法国人完了，德国人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对英国的，但作战也须先从俄国入手，他把俄国打败了，但沾上了传染病，自己也倒了。
英国这个海上王，是不是历史上注定永久不可抗的吗？荷兰、西班牙都做过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说海上王的宝座为万世不易，我们不信。但很奇怪，大陆英雄终照旧日方式，送掉自己的性命。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击俄。他们自知打俄是假，打英是真，但偏要大吹大擂地**。
从阿比西尼亚[1]包抄埃及，自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来得高明。从大西洋上迂回进攻西班牙，自比德人卡来横渡北海，发动潜艇政策较为得计，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这一条路线，对于法国也是一个致命伤，因此一下寻到了两个敌人。
我们从前不懂苏联有多大本领，有许多飞机能不断运到西班牙去，现在才知道俄国军火都从达达尼尔海峡经过英国手里放出来的。俄国也知道，所以战斗员只有八千，宣传员却有二万四千。
声东击西的战略，在往昔半开化时代很可以成功，但交通便利，知识进步到了现在的世界，却以宣传政策骗人，这只是自己表现其愚蠢罢了。
北方的大熊，在它广大的巢穴里从容地剥食它的果实，带着一种会心的微笑，自己说：“现代世界那有真正的**结合？”
假如大陆英雄不愿自欺自骗，真心对付英国，还得学学俾斯麦。我倒要做个建议，堂堂正正请他们取消那种假的**招牌，归宗到一个俄德意迭克推多[2]的同盟，或许还够说得上对英。至于国内迭克推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谈**攻英，恐怕还够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里去。
因此我奉告国内同胞：他们急，我们不急，英雄跳，我们笑！
我们从容地含笑前进，最后胜利已经逼近！
速决与持久
法国战术家认为攻击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
飞机出现以还，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而驱逐机的速度则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进步，所以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时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门径。
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不用说空军战斗是速决，海军战争亦然如此，一番会战可决定全局的胜败，战斗中最有韧强性的就只有陆战。然而现在陆战的工具一天快似一天，陆战装备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谓快速师团。它的战术，亦即它的特性，就在出奇制胜。再看现在各国的动员律也是朝着速决的方向走。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绝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敦要塞的北方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车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种攻势。
我们可以说速决主义乃现在实际军人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这种战略上的速决中间，发现了军制亦即国力上的持久问题。须知空海两军都是以技术的优越而决定战斗的胜利。一国的经济力量，能否与技术上的发明亦步亦趋，乃军备上一个根本问题。譬如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的意大利飞机，现在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能与英国竞争，若将这些飞机一律取消，换上一种现在最理想的构造，经济上不胜负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轮替法，又怕敌方改良得快，将一辈子赶不上人家。所以现在军备改良有一个主义，名为“发明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就因国力跟不上技术，换一种炮，动辄几千门，换一种飞机，动辄几百架，真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谁都受不了。
掌理国政的人假如轻轻失去了军事优势的时机，再要重新恢复优势，要待五年或十年以上。照我个人研究，历史上陆军的强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军强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较上优势最易持久的还是海军。这因为主力舰的建造太费时间，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国的经济力量与民族传统，这并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在于不能持久。它们苦心孤诣地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
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现在拿欧洲这一种实况来研究中国应循的途径，我们知道欧洲人从速决主义下发现持久的困难与必要性，至于我们中国目前既需持久作战，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决心下，来研究速决的“速”之条件。欧战法国凡尔敦所以能长久固守的原因，并非由于死守，而在于法国人能利用运动战的原则，将守军随时移动。死守一个阵线，无论设备如何巩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使整个战线顷刻毁灭。去年比尔波铁环的防御，建筑的时间费去九十小时，而摧毁的时间，只经九小时。
当年法德火力同等，而法国守势战尚非扼据一线的死守，何况火力平常不占优势的我国？所以在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而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现在德国有步步为营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于运动中。
一支部队的火力要与运动力等同，没有运动力的火力，可名为死火力，所以要达到持久固守之目的，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前方作战的部队至少要能够自己指挥后方的给养。我们装备完全的兵团差不多与德国步兵团相像。但德国步兵团后方直属的车辆，就有一百三十辆之多，假如每团加上防御战车，更需增加七十余辆汽车，才可使一团的火力得到适当的发展与运用。至于一师作战单位的大辎重与炮兵辎重都没有算在其中。
远适异国不知战斗的实际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过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欧洲的问题是不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节选）（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做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地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地死而无悔，早作夜思地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自信。
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地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绝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地补助着它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现的妙处就是文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它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干戚而服有苗”“用夏变夷”等，至于《尚书》里“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等，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拼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
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成华族被异种人压服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地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止胡化，还是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地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为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使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地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地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地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见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
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历史的第三期。
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侵略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陆，第一个将其赶走的还是我们华族。满洲是东胡族，具有相当的同化力，同是华族本来容易接近，所以勉强能维持二百多年，并且随嫁时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华族的抵抗力始终潜在地滋长着，所以一声革命声入心通地全中国呼应了。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党员，可以自省一下，当初“革命”二字，怎样地从耳朵里听进去，怎样地转到心窝里，怎样地发动了行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领就在得到群众心之所同然。
两次赶走异种人的历史，说来未免太长，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举两个人的两段精警的话来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遗诏。他用武力来赶走蒙古人，当时的士气，必定极旺盛，看不起外国人。但是这位英雄从种种的经验上寻着了我们民族发展的要点，所以遗诏上说：“非夷狄来侵，不得用兵。”这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赶走蒙古人太容易，就发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应当取守势的。现在喜欢看远势的英国人，对我们群众抗战有成绩，就不免有点担心。国联席上敌人怎样借着排货的理由，煽动英美人对于中国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的出兵的正当。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
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地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灌进来，自然地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
…………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
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
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那一族都比不过。…………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无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地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吧，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
诸葛亮《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句话谁不会说？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实实在在地指出，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笼统地指个大概，拿桓灵作代表。贤人，他却要一个一个的保荐，而且要求着“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这不是空论，而是实际。不过将亲贤远佞的一件兴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个人来判别，是极危险的。诸葛亮死了，谁能把贤人、小人一个一个的指出来？吃过痛苦的欧阳公在《朋党论》里，也只能举几个原则，不能应用。历代治少乱多，就是这个原因。宋明末代总是国家的外环境要求着优胜劣败，而国家内环境却是劣胜优败，所以应付不上，至于败亡。
现在可以明白了，抗战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诸位前敌将军听着！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地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地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地向他儿孙演讲着。谁还敢忌刻你们，造你们的谣言，说你们的坏话？所以平时或许有出力不讨好的事，战时却是出力必讨好，不出力必不讨好。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地会正直起来。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倒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地消极地“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单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霞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制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绎成功，所谓“保全实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角，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款折子）。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果。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三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合，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
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座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民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不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地住在**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皇后大学高尚几百倍。
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比“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无论怎样地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的。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吧！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吧！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绝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么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地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地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义的。
诸葛亮已经用不着苦心孤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们要确信：
社会上已经有了公平的判断，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没有不成功的。“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枉事，将来会一件一件减少，以至于无。就是汉奸的儿孙，也要向成仁诸公的忠魂碑叩头。
我们民族主人翁的资格、条件已经具备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
中华民国万岁！
（三）余意
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动成为行为，而有益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即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
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就下一敌情总判断（见《裁兵计划书》），“德国此次战败之原因，自兵略言，即是目的不明了，理由不简单；自宣战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军事之动作言，则攻法；自最后之目的言，则对英，失败之大原因即完全因为侵略主战。野心家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名曰双管齐下，实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怜之人民只有一命，则结果必至于革命而后已。”
日本的军事后辈们！你们一辈子研究军事学问，锻炼军事精神，连“宗旨游移”四个字的大毛病还不能了解，靠一点不完全的从欧洲偷来的小技术，混充东方主人翁？回回头吧！我是千万分的好意呵！
至于述中国国防之方针：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诸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国民听之！呜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使之，所当惩前，所当毖后。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课未必课课皆整，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再用现实，再用一年来亲身所经之事实证明之。就是说，许多人戴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
第一，观察深刻了。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来的东西，我明天在报上看见，总觉有许多不透彻。可是今年，不然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讲演，也记载下了，说话停顿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见一位武汉大学住过一年的学生，他的笔记上说：“遇见这个青年的老头子，陪他游公园，同他谈话结果：总觉得‘中国是有办法的’。”我问他看见《国防论》没有？他说没有，我更觉惊奇。总之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照平常，总不能那么快，那么自然。
第二，是感情深厚了。这于最近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见，如《战地与秋收》里向着稻田说：“……快快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两臂张成天罗地网一样，护卫起今年这些绿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野兽掠劫去！……”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绝写不出那种文字来。而最近有人从上海来，谈及敌人南京兽行，多数人闻之发指，我独说：“敌人军纪如此腐败，吾辈当自信战胜之确实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此厌战思想之反映也”。
呜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这一场谈话中，感情之从浅而深，从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地问：“武汉保得住吗？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最后又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发给兵士的五元一元的法币，兵士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绝不能值一张整法币，所以没法找，因此军民生出大大的摩擦。”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是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
综上三点，可见理想与实际，一步接触，就能发生异彩。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着将来的中国主人翁：
第一是应当向伟大方向走去。我觉得在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移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字比人家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面多，空阔的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尺高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的发展。韦尔斯的世界国是发生在天空里的。法国一位空军将官告诉我：“空军官长的胸襟是阔大的，不是偏狭的，所以最适于国际用。”我希望空军的勇士们，多给予我们国民以伟大包容的气象，把我们固有的界限、摩擦等习气扫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欧洲，就哈哈大笑地说：“你们欧洲人那里配打仗，不是三分钟就完了吗？”你看他多么气概！上帝安排得顶巧妙，越是偏狭的国家主战派—即法西斯纳粹们—它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军上！这个安排将来又会开一朵奇花。我们应当注意。
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
青年们，譬如讲恋爱吧，先是一瞥的欣赏她的美，再是交际着理解她的性情，现在必定要到第三步才能圆满，就是改变两人现在的环境，改变两人独居的环境，而结婚，而同居。现在理想与事实已经接近到第二步骤，现在是理想与事实，商正式地结婚了，就是由观察经验而至于改造环境，才称大功告成。再譬如，说了半年的动员民众，到底这一大群民众如何将他动起来？靠文字，靠说话是不行的，如今简捷明了地来一个户口检查，壮丁多少，老幼多少，妇孺多少，有一个确定的数目了。那么，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谁该来做事，谁该上前线，谁该后退，至少可以有个估计，才可以说得上一点动员计划。
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
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蒋方震于汉口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绪言
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
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2]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那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
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运命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歌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
一、几个自然条件
1.情热的人种从日本人的习惯，诸如洗澡、衣服、饮食、居住来看，日本人种无疑地是从南方移去的。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移民去的，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格，在日本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为日本国国土，经过五十年的开拓。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来它可以自由移民。但统计数字的雄辩，确实告诉我们，日本这种移民企图已经怎样的失败，日本人怎样的不愿到北方去！
2.地理上的影响这种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材料。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雾锻炼了英国人体格之强健与眼光之正确）。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气度）。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事事要注意，却从复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
3.鱼许多日本宣传家的统计，常常侈言他人口如何激增，国土如何渺小。据说近卫见了霍斯上校后，霍斯就做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们的说明书上，却隐藏了一件本国唯一的宝贝—即无限制的海上生活资源—鱼（他们因为国民生存上必要而发展出来的无限制的渔艇制海权。真可以代表现代的侵略政策，我们倒可以承认他正当的权利）。但是这个鱼，又给了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种影响。日本古代拿鲤鱼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不会动。恐怕切腹这个风俗，与吃鱼有关系吧？因为鱼非新鲜不可口。日本人吃鱼便要把鱼活活地宰死了吃，极有风味。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
4.酒世界各国的酒都是越陈越好，白兰地一百年，绍兴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鲜，越新越好。而大量饮酒在日本人却认为豪杰的象征。尤其陆海军将领，对于酒，都是经过长期奋斗而升级，所谓“死且不惧卮酒奚足辞”。
5.音乐假如你在月明之夜听日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黄昏时分，听日本农夫的民谣。假如你在灯红酒绿中听他们的三味线，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音色。外国人要学它，一定呼吸会转不过来。在中国琴弦，因为过高而断，是个不祥之兆。假如拿中国的琴来和日本的三味线，琴弦一定会断。
6.花“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呀！但它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因为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好像武士当他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刹那间（勇敢是可赞美的，但太悲观了呵）。
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时代，节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束是“人事无常”。
直译的意义是：“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呵！”……“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
二、几段历史事迹
1.文字的创造当中国固有文化正发达的时代—像秦汉时候—就有许多传说；可证与日本有交通。但当时日本尚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后，隋唐时代即印度文化东输，佛教在中国正是极盛的时代，才有大多数的日本人留学中国。所以印度文化与中国哲学混合地输入日本。创造日本文字的，是一个有名的和尚，在中国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时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几个佛教大师，把他们的理论，风靡了全国。上逮皇室，下迄国民。
2.武士道与大和魂中国哲学到德川统一之后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时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阶级，已入于停顿时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对于佛教思想的输入加以特别注意。假如从表面上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则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但是日本人以为除此以外，他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的精神”，所谓“大和魂”（YamatoTamachi）这个东西。
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来，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刹那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里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悲观的色彩。
3.武士的不道武士的长处就是所谓“道”。但他的背面有一个阴影。按日本面积很小，在武士时代又分作几百个小国，彼此毗连邻近。它的首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巧妙，几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地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作“沐猴而冠”，后者叫作“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欢读这个时代的演义。在我看来，那些正是别有风味的侦探小说。
4.西乡隆盛真正够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个人，就是西乡隆盛。但他模范地做了悲剧主角。因为他不失败于他所反对的敌人，却失败于他所爱护的学生。日本有许多爱国者，究竟是否国家的幸福，不能不请运命之神来判断了。
5.两个真正的日本指导者真正从日本民族的发展看来，有两个指导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从前的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一是现代的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
三、明治大帝
1.本章的意义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为现在这个巨大的强国，乃是他一个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别要提出“苦心”两个字，因为一只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有时要向左，有时要向右，一不小心，就会出乱子；未来等于一层浓雾，国家所走的路，又没有详细的海图可循。其间既要天才，又要经验，最重要的更是强固的意志力和谦抑的考虑。当明治大帝逝世的一日，伦敦《泰晤士报》（世界民族中懂得日本的首推英国）有一篇哀悼的文章，说日本国运自从这位大帝的经营以后，恐怕已经到了富士山顶，我们希望以后不向下坡走。
2.初期的苦痛—不对外即起内乱性急的日本人，当他取消封建，统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阴，就要向外发展，所谓征韩。主张这个政策的人，是唯一的军人领袖，唯一的勤王元勋—西乡隆盛。政府议决了征韩，但是中途变卦。结果便发生内乱，这在日本人或许认为很不幸的，但大帝决心，宁忍内乱的痛苦，不愿早开边衅。
3.民权与宪法明治初年的政权为南方长萨土肥所独占，长州萨摩为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乡隆盛所领导—失败以后，所谓民间志士，以土肥为中心，集中于提倡民权。政府虽一时下令压迫，然而大帝决心实行立宪，借议会使国民与闻国政，排斥当时绝对的天皇神权论。
4.对俄与对英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创造政友会的政党首领，他不主张与俄国开衅，所以一九〇二年他旅行俄国时想与俄国得一妥协。伊藤的反对派—三县军人派—则主张对俄作战，两派争持剧烈，经明治最后的决定，订了英日同盟，伊藤的亲信亦所不顾。
5.忍辱讲和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日俄战争后的无赔偿讲和，都是大多数爱国者所激烈反对的。然而大帝两次战胜，却取谦抑态度，很镇定地给予肯深思熟虑的负责政治家一个最大支持，并由英日同盟，而进展到日法协商，日俄协定。
总之，事后看来好像日本的进展发达是很容易的，其实当时不断地内争—内政整理与对外发展，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治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如同一条大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坚定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在历史的事实上，日本人所谓皇室中心，只有这个时期是正确的。
四、欧战
1.绪言美国军舰的炮，惊醒了东方一个新兴国家。欧洲人的钱，又把这个新兴国家引入了内在多烦闷、外界多诱惑的新悲观世界。
2.明治大帝的余泽大帝的意志虽然坚强，但喜欢采取臣下的意见。每逢国家大事，他总要召集所有亲信的人，商量一番。这个商量，成了惯例。一般人就称之为元老会议，但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大帝的自动意志。大帝逝世后，元老会议做了政治领导的中心。但是首先就遇见了一个不幸。当时在伊藤指导下的文治派，因为伊藤被刺而西园寺实为领袖。在山县指导下的军人派则以桂太郎为领袖。桂太郎因为要联俄之故到了圣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国，半途就遇见山县的特使，报告要请他做新天皇的辅弼大臣，专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不入政治。但入宫不到二月，西园寺内阁就因为不能扩充陆军而失败，又出来组阁。于是文治派政党领袖就举行护宪大运动，而日俄战争时代负重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从此失败而死。军人与政党就结了一种仇恨。最大多数的政友会，近十年不得政权。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近卫组阁还是要经元老的推荐，但是二十年间元老一个个凋谢，只剩现已九十余岁的西园寺。
3.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烦闷这是欧洲人自己也不能体会的。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最快需时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风一般，五年以内突然地生长。无数的黄金，从欧洲输入进来，烟囱急速度地增加，到五倍十倍。假如我们要形容它的情状，至少可以作十几本书。现在只举一个例吧。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注意：日本法律规定长子有承袭财产权，次子多尝独立生活，所以博士多是次子，或是穷苦出身的，富家长子都要管理家务无暇求学），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贫乏物语》：说明无产阶级的由来与痛苦。三年以来，这本书销行了几百万。以他著述的收入，竟变成一个财产家。他的书受民众如此的欢迎，他个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后来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出现。而这位可怜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结果因为用他卖书的钱，来接济了**，被判为有罪，入了牢狱。至于许多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却利用了打倒政党—财阀的名义，做了军阀的走狗。这种矛盾，欧洲社会看不见。
4.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二影响就是诱惑一九一五年派了亲王到俄国，用百五十万支步枪，及许多作战资源，才得到内外蒙互相承认的协定。后来俄国革命了，德国屈服了，英国疲敝了，日本可以自由进入西伯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军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的亚细亚是它的了，所怕的只是美国。不过太平洋太大了，美国要到东方非经过四千里的行程，且非经过日本群岛的关门不可。欧美人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
5.整个的民族动摇了在历史上看来无论那一个民族，那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又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只渔船，遇到了台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了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
五、固有的裂痕
1.叙言在烦闷与诱惑的大浪中，我们要研究它政治的固有形态。假如自己组织坚实，指导者自能渡过难关，渐渐得到风平浪静，但日本原来的政治组织已有两个裂痕。
2.第一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日本自组织责任内阁以来，陆海军人出面组织内阁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标记的两人还是代理。
试将这二十人的系统开列如下：
在内阁组织法制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当时原是消极地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因为陆军大臣倘因意见辞职，内阁总理就没法找出第二个军人代理他，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
3.第二是海军与陆军在财政上的对立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遍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或陆终有些偏重。但试查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海军预算绝不会在九千万以下。当华盛顿海军会议时代，俄国革命，中国内乱，就日本国防上说，陆军预算大可缩减。但因为海军要造补助舰队，陆军也须同一比例增进。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预算不因而减少），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它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它的大陆政策。不止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列宾[1]都是它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1.生活经验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资，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感觉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朴质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须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书。
2.新兵器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野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上中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用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说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3.传统的习惯与教育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了—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爆发的原动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基础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一九三一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人，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的本部，是在东京。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
5.许多煽动家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轻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五月五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却避开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实，第一次想在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的—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
七、政治
1.叙言最不痛快的，莫如我现在写这一章，因为除了“阴谋”“煽动”“贿赂”“威吓”以外，我不知道政治运动中还有何种方法。我不愿将日本这种一般的恶性的政治内幕揭露出来，不过在上述的几种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上还有两件事，是日本所独有而值得记述的。
2.日本政治家的不幸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这是开国以来不断的事实，维新动乱时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后，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而自杀于战场（这时先后许多勤王志士被杀者不少）。而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又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即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这四位是日本极盛的明治大帝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大家谅都知道。再如政友会为日本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横死，星亨为首，继之者为原。原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理，就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可望善终，然而最近也经过了几次危险。至于对立的民政党，出任国务总理的滨口，财政大臣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运命。此外幸免的如冈田海军上将、铃木侍从武官长、牧野宫内大臣也受了相当的惊吓。再如次级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了知名不知名的暗杀。这种疯狂的事实，影响到当时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中国钦差大臣李鸿章，直到现在，还有送短刀给艾登的。
所以日本的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3.内阁的后台负政治责任的当然是内阁，但日本内阁背后总有一群人在那里操纵着。内阁的生死，可以完全决定在这群人手里，而这群人既不似专制时代的皇帝那样独裁，又不像民主国家的民众及其代表的议会那样多数取决。明治大帝死后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元老操纵时期，第二是枢密院与贵族院操纵时期，第三是青年军人操纵时期（满洲事变以后）。自有议会以来，因众议院多数反对而辞职的，只有两次。在野党欲推翻政府，不在对于大众演说，而在秘密与内阁的后台接洽，这中间就容留了一种人物，名叫浪人。当伊藤公开组织政党时代，山县就竭力反对，而对抗的方法，一面是收买议员，一面就是蓄养浪人，而遗后世以无数恶例。如今举几件最大的事变为例。
西园寺（大正元年）、桂、山本（首次组阁）—以上三个内阁皆被元老山县有朋操纵而倒。
山本（二次组阁）、若槻、田中—以上几个内阁皆被贵族院与枢密院推翻。
犬养、冈田、广田—因军人暴动而倒。
八、财政经济
1.叙言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财政的膨胀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许多专家已有详细的数字说明。本章因此只从日本全国作一整个透视，仅举出两项来说。
2.第一是与军人的关系原来日本武士有轻视商人的习惯，所谓町人，就有几分重利忘义的气味。自从福泽在明治初年，以英国绅士为模范，提倡了“独立自尊”主义，创设了庆应大学，才给予日本财阀以人才的基础。五大财阀的事业家都是直接或间接受了福泽的精神教育，而以议会政治为其理想。自从日本第一财阀三井联络松方，三菱联络大隈，政府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名，使财阀与政治家发生了密切的联络。到大正时代，财阀对军人居然取得对立的地位。但因为议会莫大的选举费，都是靠财阀在后台帮忙，这中间就发生许多疑狱事件，两党彼此摘发，而国民对于政党发生不信任态度。最近党员竞争选举，除此社会党以外，“政友”“民政”党员都不敢公开地标举党籍。财阀看政党无力，就转而利用重工业这个工具，与军人接近。因为急于制造武器，势不能不特别发展重工业，而青年军人所提倡的皇家社会主义，因此乃不得不暂行停顿。
3.第二是与农民的关系一个大阪造丝商人，曾经夸耀地说：“只有我们的工业是由人民的心血一点一滴造成的。”换句话说，日本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都是靠政府帮忙、提倡而成的。试问这政府津贴各事业的钱，是从何处来的？再看“日本租税之来源，地方与中央合计课于消费者约百分之四十，课于所得者约百分之二十一，课于财产者百分之二十，其他杂税约百分之十九，多数含有消费性质。在日本国民被课之消费税约占全数之半。”（见矢野（Yano）著《日本国势》）试问这巨大的消费税是从谁征收来的？日本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这些农民大多数天天在困苦之中，农村负债已达不能偿还之巨额。许多日本人归怨于他国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实真正要解决日本的农村问题，若就对外发展来想，只有到美国去是种种方面都合适的。此外的发展，如满洲等地因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与中国人竞争，徒替大资本家发财，于大多数国民不仅无利，反而增加无数的负担。如今单举一个例子来指出它对外对内的矛盾。日本向来常感产米不足，认为重大问题。于是大正十四年竭力开发朝鲜，使产米增加，近几年来乃感供过于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统制政策以防米价之过贱。但农家因收获后急需现金，不得不将自己食用的米一并售出，将来仍须购回。这一进出间农民又实受一重损失。艳称日本发展者每举其船舶的吨数，贸易的数字，以表现其经济力之强。其实国民财富集中在工商界，大多数的农民终岁劳作而尚无适当的生存。这不是欧美无产阶级所能想象到的。
九、外交
1.二重外交之由来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几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军所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了外交部常来得早。自经两次战役，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现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创办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川上把自己房子卖了做基金的）。最近军人势力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现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
2.外交系之成立自从明治二十六年陆奥[1]担任外交部长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来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日本国民对于他的外交官太对不起了。中日战役时代的陆奥，日俄战争时代的小村。他们用的心血，遭的困难，比了参谋总长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国民一律归功军人而指两度外交为失败，所以两位外交大臣在战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在《朴次茅斯和约》签字以后，小村发了四十度的高热还去见罗斯福，实与军人决死相等，但回来时人家用黑旗欢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将来终究要失败。
3.两条路线从日英同盟、日俄战争到《伦敦海军条约》为止，日本外交方针是与英美接近的。这一派人物，日本称为英美随从派，以加藤与币原为主体。但这后面有一条暗流，便是亲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败。上文说过伊藤是主张与苏俄妥协的，同时还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耸动伊藤在日俄战役中与俄国要员在西伯利亚相会，但到了哈尔滨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耸动桂太郎到俄国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欧战期间，一九一五年日本亲皇访问俄国[1]，后来即遇俄国革命。一九二一年这位后藤男爵又请了越飞来日本游历。这是**外交官第一次到东方，不久就是日俄复交，而后藤却又死了。伦敦会议以后，币原外交政策大受攻击，中间经过几次转折而到广田，即亲俄系暗流又得势的证据。广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购买中东铁路，那时他最得意，所以大胆声明“广田在位不会有战争”。而在《日德防共协定》的时节，还在东京与俄大使发生一度“破例外交”的折冲，就是告诉俄国说：“防共是对英而非对俄。”（广田以不能公开的外交秘密告俄大使，而后者竟违背成例公诸报章，故有“破例外交”之称。）
4.宣传者自己中毒日本的外交宣传特别巧妙，但其间有两种流弊，一是对外失信任，自从满洲事变以后，外交界的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却成了恰相反对，这种例我们不必枚举，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二是对内失调节，比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地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
十、精神上的弱点
1.空虚与矛盾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它独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它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满于一般社会。许多急进分子提倡的国难，所谓非常时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过一种煽动，但无形中更加重了国民的悲观色彩。
更进一步说，他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一种矛盾，他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因同盟[1]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它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大家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会的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
十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1.从内政上说明治末年确是日本内政的黄金时代，但欧战一起，军人政治家就将国军无目的地滥用。最初就是获取青岛，后来又是两度的山东出兵，这都不是国家的运命关头，而军人随便运用它的武力以求获得一部分利益。这种举动给予日本军官以破坏纪律自由行动的先例。所以日本军纪是从上级坏起。几年前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对于关东军有一个特别名称，叫作Desaki，即派出者之意。因为它的行动常与中央不一致。关东军的任务，本在维持沿铁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军官们却在那里创造它政治外交行动。两个师团每两年调换一次。于是满洲这个区域，就变了军人自由活动的养成所。关东军之外，又加了天津驻屯军，更予军人以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所以每次事变起来，政府总是声明事变不扩大，军人总是调兵，这种不一致现象，给了国民与国际间一种不安与不信任。现在日本想向举国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不能了解敌人到底是谁。这可分三种说法：（一）陆军对俄，海军对英，现在为什么对中国。（二）日本军人向来夸称中国不够做他目标，只需一出兵就可以占领中国的，但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三）对中国尚且如此困难，将来如何对俄对英美？
2.从国际上说华盛顿会议实为日本独步东亚的时代，因为这时世界公认日本为一等强国，而且是东亚的重心。所以《九国公约》对于中国有保全领土主权与机会均等的种种条款。在中国人民看来，这是精神上一种耻辱，而在日本却是一种荣誉的义务。但日本看这种荣誉的义务，反以为是耻辱的压迫。譬如吃饭，人家请他坐首席，他不愿，偏要一人独占一张桌子，定要叫人家走开。因为日本有这种无限制的野心，引动了世界的疑惧。俄国在远东本无兵力，但在“满洲事变”后已经增加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美国得了五、五、三比率[1]后，本未建造足额，现在却三度的扩充海军。英国新嘉坡[2]军港只是纸上计划，现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恶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
十二、结论：物与人
许多大政治家、大军人，脑筋里装着无数物质的数字，油多少？煤多少？铁多少？乃至船多少吨炮多少门，而却忘记了一件根本大事！
纵使文明病为现代一般国家所共有，但是日本没有经过像德国那样的饥饿、法国那样的女人避孕。而日本“人”的健在状态，却如左表：
夸称日本文明者，当然说它教育制度如何完备，国民学校如何发达；可是这教育势力下所养成的学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职业中之最高度。一九三五年全国受验壮丁六三二、八八六[1]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为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不论乡村都会，工业区与农业区，一律的不行。列表如下：
更显著者，学生体格之不良，随着受教育程度而递增。不及格者大学生最多，其次为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毕业者，再次则中小学生，但国民小学毕业者比高等小学者其不及格之比率更大，一九二五年来此种现象更为显著。
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
白种人中一两个穷小子受了银行老板的气，不得已跟着这位挥霍无度、内在空虚的大阔少，想出风头，一定会上当会倒霉！
这本书的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那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的。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二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片段地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它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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