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抛头露面，还说自己是老师，也配带我们冲刺高考。”
这句话落下的那一刻，全班同学好似聋了一般。
三十天，我把每个孩子的薄弱点拆到最细，熬夜做出整套冲刺体系。
而他们转身，就把位置让给了一个“省城211、手握押题卷”的男人。
直到高考成绩出来，看着我带的隔壁村被媒体捧上神坛，他们才彻底慌了神。
1
“一个女人抛头露面，还说自己是老师，也配带我们冲刺高考。”
最后一桌的孙卓指着我嘲弄，眼底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
村长恰时闯入，丝毫没有理会剑拔弩张的课堂气氛。
只是轻飘飘地拍着身边少年的肩膀，笑呵呵地对所有人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老周家的小子周洋，省城211毕业的。”
“人家学的就是教育，手里有最新押题卷。”
“从今天起，让他来给孩子们上课。”
话音刚落，家长们开始鼓掌。
有人喊“太好了”。
有人立刻站起来，把自家孩子的笔记本往前排挪。
我手里的粉笔停在半空。
我看着村长。
村长没有看我。
他只看着周洋。
“苏老师这段时间辛苦了。”村长补了一句。
语气很随意，像在打发一个临时的清洁工。
“但我们不能耽误孩子前途。”
“周洋有资源、有方法，更专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村长已经转过身，面朝家长们，背对着我。
他的身体语言很清楚——你可以走了。
周洋走到讲台边，把冰美式放在我的教案上。
水滴渗进纸里。
浸湿了我花三个通宵做的知识框架图。
“不好意思啊。”他笑了一下。
声音不大，刚好让前排听见。
“这个位置我要用了。”
孩子们安静下来。
家长们交头接耳。
有人掏出手机拍视频，镜头对准我。
“这就是咱们村那个研究生，被换下来了。”
“女的，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比不上人家。”
我低头看那份教案。
每道题的变形方式都用红笔标注过。
每个学生的薄弱点都写在空白处。
现在全被咖啡泡烂了。
“苏老师，你先回去吧。”
村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温和得像一把包着绒布的锤子。
我没有看他。
我看了他一眼。
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村长接了一个电话，走开了几步。
我听到他说：“嗯……安排好了……放心。”
然后他挂了电话，转身朝周洋点了点头。
周洋也朝他点了点头。
那个动作很快，几乎没人注意。
但我注意到了。
那是两个已经商量好的人，在公开场合确认最后一步。
他们私下见过面。
也许更早。
也许在周洋回村的第一天。
也许在村长家的饭桌上。
也许，还谈了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从来不是关于“谁讲课更好”。
是关于谁在背后站台。
“苏老师？”
村长喊我第二遍。
我拿起包，把教案一张张捡起来。
有的已经湿透了，字迹模糊。
前排有个女生眼眶红了。
她妈妈一把拽住她的袖子，低声说：“别哭，丢人。”
我没说话。
我走向门口。
身后传来周洋的声音：
“各位家长放心，我保证用最新方法，让孩子们轻松拿高分。”
掌声又响起来。
比刚才更大。
村长带头鼓掌。
有人吹口哨，有人叫好。
老周——周洋的父亲，站在门口叼着烟，得意地看着我。
我走出教室。
阳光刺眼。
身后的门关上了。
风把掌声和笑声送出来。
我没有回头。
手机震了一下。
是我们村小卖部老板娘发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
“周洋昨晚在村长家吃饭，喝了不少酒。”
我盯着这行字。
三秒。
然后关掉屏幕。
走出村子的时候，田埂上的影子很长。
隔壁村的校长上个月找过我，说想请我去给孩子们上课。
我当时拒绝了。
现在我拿出手机，拨过去。
“李校长吗？我是苏念。”
“之前您说的事……我明天就可以来。”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连说“好好好”。
挂掉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
村小学的窗户上，人影晃动。
村长站在门口，正在指挥家长们搬桌椅。
周洋站在讲台上，对着手机镜头比了个耶。
没有人记得我。
没有人记得那个站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的女研究生。
我转回头，往前走。
手插进口袋，摸到一根断掉的粉笔。
那是早上写板书时断的，我随手揣进兜里。
现在它硌着我的手指。
疼。
但我不想扔掉。
2
粉笔断了。
但我没扔。
到了隔壁村，我把它放在新讲台上。
李校长搓着手，一脸不好意思。
“苏老师，我们这条件差……”
“没关系。”
我打断他。
“有黑板就行。”
桌椅缺胳膊少腿。
黑板裂了一条大缝。
粉笔只剩手指长的碎段。
但来的学生比我预想的多。
三十二个。
从初一到高三都有。
挤在两间破教室里。
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用三天时间摸底测试。
结果比预想的还糟。
最高数学七十二分。
最低的——一个初三男生。
十五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连题目都读不懂。
但这些孩子不是笨。
是从来没人教过他们“怎么学”。
知识点全是碎片。
像散落的拼图。
没有图纸。
没人告诉他们每一块该放哪。
考试只能靠蒙。
蒙对了是运气。
蒙错了是“脑子不好使”。
“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的不只是题。”
“是思考的方式。”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结构图。
“每一道题背后都有一个逻辑链条。”
“你们要学会拆它，不是背它。”
第一周，没人听懂。
第二周，一个高二女生突然举手。
“老师，我好像明白了。”
“这道题其实是在考函数对称性对不对？”
我差点当场哭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村那边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王婶在集市上碰到我妈。
扯着嗓子说：
“哎呀你家苏念在隔壁村折腾啥呢？”
“我们这边可好了！”
“周洋发了押题卷。”
“还组织看直播课，省城名师讲的。”
“孩子们可爱听了。”
我妈回来转述时，脸色不好看。
“念念，要不你也回来？”
“人家说你那小房子住得也不舒服。”
“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他们不需要我了。”
“怎么会不需要？你是研究生啊。”
“但他们觉得周洋说得对。”
我妈张了张嘴。
没再说下去。
她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在这个村子里，学历是女人的减分项。
读得越多，越不好嫁。
越显得“强势”。
而一个男人的普通本科。
就足以碾压女人的所有学术成就。
第四周，隔壁村小考成绩出来了。
平均分提升了近二十分。
最高的那个高二女生拿了八十九分。
她以前从来没超过六十五。
消息传得很快。
有本村的家长开始犹豫。
偷偷托人问我能不能把孩子送来。
我答应了。
条件是必须每天来。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但更多人选择了继续相信周洋。
因为他给出了更诱人的承诺——
“不刷题、不熬夜、轻轻松松拿高分。”
这种话在焦虑的家长听来，简直是救命稻草。
他们不需要真相。
只需要安慰。
而我的方法太累了。
太慢了。
太像一个笨人用的笨办法。
周洋的辅导班越来越热闹。
他开始搞直播。
每天对着镜头讲“快乐高考”理念。
粉丝蹭蹭往上涨。
村里人觉得有面子。
逢人就说：“我们村的周洋在网上可火了。”
老周甚至在村口拉了一条横幅——
“热烈庆祝我村学子采用先进教学模式备战高考。”
我看着照片，觉得荒唐。
更荒唐的是村长。
某次村委会上，他公开表扬周洋。
说周洋“为村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我只字未提。
好像之前三十天的免费补课从来没发生过。
我妈气得饭都吃不下。
“妈，别气了。”
“他们会有后悔的一天。”
“你怎么知道？”
“因为高考不看直播点赞数。”
“看分数。”
我说这话时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这种笃定不是来自自负。
来自我对命题规律的研究。
花了整整大半年。
分析了近十年的真题。
整理了命题人换过几轮。
风格如何演变。
哪些考点是常青树。
哪些考法是昙花一现。
这些研究，周洋不可能有。
因为他根本没那个耐心。
但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
至少在高考结束之前。
不能。
3
距离高考还有三周。
隔壁村的孩子进入高强度冲刺。
我把作息表贴在墙上。
早上六点半早读。
晚上九点半结束晚自习。
中间只有吃饭和午休的时间。
没有人抱怨。
那个曾经考十五分的初三男生。
现在已经能稳定在四十分以上。
他妈妈拉住我的手，眼眶泛红。
“苏老师，俺娃说你讲得好。”
“他想考高中了。”
想考高中了。
这句话让我鼻子酸了很久。
当一个孩子开始相信“我可以”的时候。
教育才真正开始生效。
而在我们村，情况在往相反的方向狂奔。
听我妈说，周洋的辅导班已经变成了“放松营”。
他带孩子们看励志电影。
做心理辅导。
搞“减压活动”。
美其名曰“调整心态”。
真正用来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为他说“最后阶段不要学新东西”。
“保持状态最重要”。
家长们觉得很有道理。
“人家大学生说的对。”
“都这时候了还学啥。”
“让孩子放松放松。”
“就是，压力太大了反而考不好。”
我听到这些话时，正在批改隔壁班的试卷。
红笔在纸上画着勾和圈。
每一道错题旁边都写着详细解析。
三十多份卷子。
批了整整四个小时。
手酸得抬不起来。
但我很开心。
因为我在这些卷子上看到了进步。
看到曾经空白的答题区被填满。
看到曾经不知所云的答案开始有条理。
看到孩子们在用我教的方法拆解题目。
每一个勾，都是信任的回报。
关于我们村那边，有个细节我一直没提。
周洋来村里的第一天。
村长家的儿子——一个成绩中等的应届生。
被安排在了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后来我听说，周洋私下给村长家孩子“开小灶”。
单独发了三套“终极押题卷”。
别人有没有？
有的。
但版本不一样。
村长儿子的卷子上有红笔标注的“必考题”。
别人的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周洋自己的主意。
还是他跟村长之间有什么默契。
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操作——
先搞定最有权力的人。
后面的事就顺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村长当初那么快就站出来替周洋说话。
为什么他在村委会上公开表扬周洋。
为什么他从不提我之前的付出。
不是因为周洋真的有多厉害。
是因为村长需要他厉害。
而我，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只会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的女研究生。
太好被牺牲了。
高考前一周，我去隔壁村上课的路上。
碰到了我们村的几个家长。
他们站在村口聊天。
看到我走过来，声音突然变小了。
王婶的表情最复杂。
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
最后憋出一句：
“念念啊，你家那边最近还好吧？”
“挺好的。”
我笑了笑。
“王婶，小浩最近状态怎么样？”
“好着呢好着呢。”
“周洋说他稳定发挥，肯定能过本科线。”
我没接话。
因为我知道小浩的真实水平。
两个月前我给他做过测试。
数学勉强能过四十分。
英语更惨，连主谓宾都分不清。
这样的底子，就算请神仙来教。
也不可能在两个月内提到本科线。
但有些话不能说。
说了就是“嫉妒”。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就是“女人心眼小”。
我继续往前走。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
“你看她那样子，好像多厉害似的。”
“人家周洋有本事，她心里不舒服呗。”
“女的就这样，看不得别人出头。”
我没有回头。
但我记住了这些声音。
4
高考前三天。
隔壁村搞了一次全真模拟考。
我严格按照高考流程安排。
连打铃时间都精确到秒。
试卷是我自己出的。
综合了近五年命题规律和今年最新动向。
成绩出来那天，整个学校都炸了。
平均分比一个月前提高了三十一分。
最高分的那几个孩子，已经摸到了重点线。
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个曾经十五分的男生。
不对，他现在已经高一了。
但基础实在太差，一直跟着初三的班补。
他考了六十八分。
六十八分。
对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说不值一提。
但对他来说，是奇迹。
三个月前他连因式分解都不会。
现在他已经能解一元二次方程了。
我站在黑板前。
看着底下一张张兴奋的脸。
突然有点想哭。
“你们很棒。”
“但这只是模拟考。”
“高考才是真正的战场。”
“最后三天，不要松懈，也不要过度紧张。”
“把我教你们的思维方法用好。”
“正常发挥就行。”
有个女生举手。
“老师，你觉得我们能考好吗？”
“能。”
我没有犹豫。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分数。
是他们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光。
有渴望。
有“我想改变命运”的狠劲。
这种劲头，比任何押题卷都值钱。
而在我们村，同样在搞模拟考。
我是在考后第三天知道结果的。
我妈去赶集时碰到了村长老婆。
对方主动说起这事，语气里全是骄傲。
“周洋说了，这次模拟考就是让孩子找找感觉。”
“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
“那考得咋样？”我妈问。
“还行吧，普遍比平时低了一点。”
“但周洋说没关系，高考肯定不一样。”
我妈回来告诉我这些时，我问了一个问题。
“低了多少？”
“听说是三四十分吧。”
“有的孩子直接不及格了。”
我放下手里的活。
沉默了。
模拟考分数大幅下降。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试卷太难，超出学生实际水平。
要么是之前学到的东西经不起检验。
换了题型就不会做了。
如果是第二种。
那问题就大了。
但我不敢下结论。
因为我没有看到试卷。
不知道周洋出的题到底什么难度。
也许他真的只是故意出难了。
为了让学生“保持警惕”？
这个念头只存在了三秒钟。
因为第二天，我知道了另一个消息。
周洋在模拟考后做了一件事——
他把所有学生的成绩单收走了。
没让家长看。
他只口头告诉家长一个模糊的排名。
具体分数一个字不提。
这不对。
如果考得好，为什么不给家长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手机亮了一下。
是我们村一个学生偷偷发来的消息。
“苏老师，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高考题全是您讲过的。”
“但我没认真听。”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回了一条：
“把梦忘掉，好好复习。”
发完这条消息，我关掉手机。
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孩子们走进考场。
看到试卷上的题目。
有人惊喜。
有人茫然。
有人后悔。
他们抬起头，想在人群里找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那个身影不在。
因为那个身影，早就被赶走了。
这句话落下的那一刻，全班同学好似聋了一般。
三十天，我把每个孩子的薄弱点拆到最细，熬夜做出整套冲刺体系。
而他们转身，就把位置让给了一个“省城211、手握押题卷”的男人。
直到高考成绩出来，看着我带的隔壁村被媒体捧上神坛，他们才彻底慌了神。
1
“一个女人抛头露面，还说自己是老师，也配带我们冲刺高考。”
最后一桌的孙卓指着我嘲弄，眼底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
村长恰时闯入，丝毫没有理会剑拔弩张的课堂气氛。
只是轻飘飘地拍着身边少年的肩膀，笑呵呵地对所有人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老周家的小子周洋，省城211毕业的。”
“人家学的就是教育，手里有最新押题卷。”
“从今天起，让他来给孩子们上课。”
话音刚落，家长们开始鼓掌。
有人喊“太好了”。
有人立刻站起来，把自家孩子的笔记本往前排挪。
我手里的粉笔停在半空。
我看着村长。
村长没有看我。
他只看着周洋。
“苏老师这段时间辛苦了。”村长补了一句。
语气很随意，像在打发一个临时的清洁工。
“但我们不能耽误孩子前途。”
“周洋有资源、有方法，更专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村长已经转过身，面朝家长们，背对着我。
他的身体语言很清楚——你可以走了。
周洋走到讲台边，把冰美式放在我的教案上。
水滴渗进纸里。
浸湿了我花三个通宵做的知识框架图。
“不好意思啊。”他笑了一下。
声音不大，刚好让前排听见。
“这个位置我要用了。”
孩子们安静下来。
家长们交头接耳。
有人掏出手机拍视频，镜头对准我。
“这就是咱们村那个研究生，被换下来了。”
“女的，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比不上人家。”
我低头看那份教案。
每道题的变形方式都用红笔标注过。
每个学生的薄弱点都写在空白处。
现在全被咖啡泡烂了。
“苏老师，你先回去吧。”
村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温和得像一把包着绒布的锤子。
我没有看他。
我看了他一眼。
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村长接了一个电话，走开了几步。
我听到他说：“嗯……安排好了……放心。”
然后他挂了电话，转身朝周洋点了点头。
周洋也朝他点了点头。
那个动作很快，几乎没人注意。
但我注意到了。
那是两个已经商量好的人，在公开场合确认最后一步。
他们私下见过面。
也许更早。
也许在周洋回村的第一天。
也许在村长家的饭桌上。
也许，还谈了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从来不是关于“谁讲课更好”。
是关于谁在背后站台。
“苏老师？”
村长喊我第二遍。
我拿起包，把教案一张张捡起来。
有的已经湿透了，字迹模糊。
前排有个女生眼眶红了。
她妈妈一把拽住她的袖子，低声说：“别哭，丢人。”
我没说话。
我走向门口。
身后传来周洋的声音：
“各位家长放心，我保证用最新方法，让孩子们轻松拿高分。”
掌声又响起来。
比刚才更大。
村长带头鼓掌。
有人吹口哨，有人叫好。
老周——周洋的父亲，站在门口叼着烟，得意地看着我。
我走出教室。
阳光刺眼。
身后的门关上了。
风把掌声和笑声送出来。
我没有回头。
手机震了一下。
是我们村小卖部老板娘发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
“周洋昨晚在村长家吃饭，喝了不少酒。”
我盯着这行字。
三秒。
然后关掉屏幕。
走出村子的时候，田埂上的影子很长。
隔壁村的校长上个月找过我，说想请我去给孩子们上课。
我当时拒绝了。
现在我拿出手机，拨过去。
“李校长吗？我是苏念。”
“之前您说的事……我明天就可以来。”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连说“好好好”。
挂掉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
村小学的窗户上，人影晃动。
村长站在门口，正在指挥家长们搬桌椅。
周洋站在讲台上，对着手机镜头比了个耶。
没有人记得我。
没有人记得那个站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的女研究生。
我转回头，往前走。
手插进口袋，摸到一根断掉的粉笔。
那是早上写板书时断的，我随手揣进兜里。
现在它硌着我的手指。
疼。
但我不想扔掉。
2
粉笔断了。
但我没扔。
到了隔壁村，我把它放在新讲台上。
李校长搓着手，一脸不好意思。
“苏老师，我们这条件差……”
“没关系。”
我打断他。
“有黑板就行。”
桌椅缺胳膊少腿。
黑板裂了一条大缝。
粉笔只剩手指长的碎段。
但来的学生比我预想的多。
三十二个。
从初一到高三都有。
挤在两间破教室里。
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用三天时间摸底测试。
结果比预想的还糟。
最高数学七十二分。
最低的——一个初三男生。
十五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连题目都读不懂。
但这些孩子不是笨。
是从来没人教过他们“怎么学”。
知识点全是碎片。
像散落的拼图。
没有图纸。
没人告诉他们每一块该放哪。
考试只能靠蒙。
蒙对了是运气。
蒙错了是“脑子不好使”。
“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的不只是题。”
“是思考的方式。”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结构图。
“每一道题背后都有一个逻辑链条。”
“你们要学会拆它，不是背它。”
第一周，没人听懂。
第二周，一个高二女生突然举手。
“老师，我好像明白了。”
“这道题其实是在考函数对称性对不对？”
我差点当场哭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村那边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王婶在集市上碰到我妈。
扯着嗓子说：
“哎呀你家苏念在隔壁村折腾啥呢？”
“我们这边可好了！”
“周洋发了押题卷。”
“还组织看直播课，省城名师讲的。”
“孩子们可爱听了。”
我妈回来转述时，脸色不好看。
“念念，要不你也回来？”
“人家说你那小房子住得也不舒服。”
“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他们不需要我了。”
“怎么会不需要？你是研究生啊。”
“但他们觉得周洋说得对。”
我妈张了张嘴。
没再说下去。
她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在这个村子里，学历是女人的减分项。
读得越多，越不好嫁。
越显得“强势”。
而一个男人的普通本科。
就足以碾压女人的所有学术成就。
第四周，隔壁村小考成绩出来了。
平均分提升了近二十分。
最高的那个高二女生拿了八十九分。
她以前从来没超过六十五。
消息传得很快。
有本村的家长开始犹豫。
偷偷托人问我能不能把孩子送来。
我答应了。
条件是必须每天来。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但更多人选择了继续相信周洋。
因为他给出了更诱人的承诺——
“不刷题、不熬夜、轻轻松松拿高分。”
这种话在焦虑的家长听来，简直是救命稻草。
他们不需要真相。
只需要安慰。
而我的方法太累了。
太慢了。
太像一个笨人用的笨办法。
周洋的辅导班越来越热闹。
他开始搞直播。
每天对着镜头讲“快乐高考”理念。
粉丝蹭蹭往上涨。
村里人觉得有面子。
逢人就说：“我们村的周洋在网上可火了。”
老周甚至在村口拉了一条横幅——
“热烈庆祝我村学子采用先进教学模式备战高考。”
我看着照片，觉得荒唐。
更荒唐的是村长。
某次村委会上，他公开表扬周洋。
说周洋“为村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我只字未提。
好像之前三十天的免费补课从来没发生过。
我妈气得饭都吃不下。
“妈，别气了。”
“他们会有后悔的一天。”
“你怎么知道？”
“因为高考不看直播点赞数。”
“看分数。”
我说这话时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这种笃定不是来自自负。
来自我对命题规律的研究。
花了整整大半年。
分析了近十年的真题。
整理了命题人换过几轮。
风格如何演变。
哪些考点是常青树。
哪些考法是昙花一现。
这些研究，周洋不可能有。
因为他根本没那个耐心。
但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
至少在高考结束之前。
不能。
3
距离高考还有三周。
隔壁村的孩子进入高强度冲刺。
我把作息表贴在墙上。
早上六点半早读。
晚上九点半结束晚自习。
中间只有吃饭和午休的时间。
没有人抱怨。
那个曾经考十五分的初三男生。
现在已经能稳定在四十分以上。
他妈妈拉住我的手，眼眶泛红。
“苏老师，俺娃说你讲得好。”
“他想考高中了。”
想考高中了。
这句话让我鼻子酸了很久。
当一个孩子开始相信“我可以”的时候。
教育才真正开始生效。
而在我们村，情况在往相反的方向狂奔。
听我妈说，周洋的辅导班已经变成了“放松营”。
他带孩子们看励志电影。
做心理辅导。
搞“减压活动”。
美其名曰“调整心态”。
真正用来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为他说“最后阶段不要学新东西”。
“保持状态最重要”。
家长们觉得很有道理。
“人家大学生说的对。”
“都这时候了还学啥。”
“让孩子放松放松。”
“就是，压力太大了反而考不好。”
我听到这些话时，正在批改隔壁班的试卷。
红笔在纸上画着勾和圈。
每一道错题旁边都写着详细解析。
三十多份卷子。
批了整整四个小时。
手酸得抬不起来。
但我很开心。
因为我在这些卷子上看到了进步。
看到曾经空白的答题区被填满。
看到曾经不知所云的答案开始有条理。
看到孩子们在用我教的方法拆解题目。
每一个勾，都是信任的回报。
关于我们村那边，有个细节我一直没提。
周洋来村里的第一天。
村长家的儿子——一个成绩中等的应届生。
被安排在了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
后来我听说，周洋私下给村长家孩子“开小灶”。
单独发了三套“终极押题卷”。
别人有没有？
有的。
但版本不一样。
村长儿子的卷子上有红笔标注的“必考题”。
别人的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周洋自己的主意。
还是他跟村长之间有什么默契。
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操作——
先搞定最有权力的人。
后面的事就顺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村长当初那么快就站出来替周洋说话。
为什么他在村委会上公开表扬周洋。
为什么他从不提我之前的付出。
不是因为周洋真的有多厉害。
是因为村长需要他厉害。
而我，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只会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的女研究生。
太好被牺牲了。
高考前一周，我去隔壁村上课的路上。
碰到了我们村的几个家长。
他们站在村口聊天。
看到我走过来，声音突然变小了。
王婶的表情最复杂。
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
最后憋出一句：
“念念啊，你家那边最近还好吧？”
“挺好的。”
我笑了笑。
“王婶，小浩最近状态怎么样？”
“好着呢好着呢。”
“周洋说他稳定发挥，肯定能过本科线。”
我没接话。
因为我知道小浩的真实水平。
两个月前我给他做过测试。
数学勉强能过四十分。
英语更惨，连主谓宾都分不清。
这样的底子，就算请神仙来教。
也不可能在两个月内提到本科线。
但有些话不能说。
说了就是“嫉妒”。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就是“女人心眼小”。
我继续往前走。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
“你看她那样子，好像多厉害似的。”
“人家周洋有本事，她心里不舒服呗。”
“女的就这样，看不得别人出头。”
我没有回头。
但我记住了这些声音。
4
高考前三天。
隔壁村搞了一次全真模拟考。
我严格按照高考流程安排。
连打铃时间都精确到秒。
试卷是我自己出的。
综合了近五年命题规律和今年最新动向。
成绩出来那天，整个学校都炸了。
平均分比一个月前提高了三十一分。
最高分的那几个孩子，已经摸到了重点线。
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个曾经十五分的男生。
不对，他现在已经高一了。
但基础实在太差，一直跟着初三的班补。
他考了六十八分。
六十八分。
对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说不值一提。
但对他来说，是奇迹。
三个月前他连因式分解都不会。
现在他已经能解一元二次方程了。
我站在黑板前。
看着底下一张张兴奋的脸。
突然有点想哭。
“你们很棒。”
“但这只是模拟考。”
“高考才是真正的战场。”
“最后三天，不要松懈，也不要过度紧张。”
“把我教你们的思维方法用好。”
“正常发挥就行。”
有个女生举手。
“老师，你觉得我们能考好吗？”
“能。”
我没有犹豫。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分数。
是他们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光。
有渴望。
有“我想改变命运”的狠劲。
这种劲头，比任何押题卷都值钱。
而在我们村，同样在搞模拟考。
我是在考后第三天知道结果的。
我妈去赶集时碰到了村长老婆。
对方主动说起这事，语气里全是骄傲。
“周洋说了，这次模拟考就是让孩子找找感觉。”
“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
“那考得咋样？”我妈问。
“还行吧，普遍比平时低了一点。”
“但周洋说没关系，高考肯定不一样。”
我妈回来告诉我这些时，我问了一个问题。
“低了多少？”
“听说是三四十分吧。”
“有的孩子直接不及格了。”
我放下手里的活。
沉默了。
模拟考分数大幅下降。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试卷太难，超出学生实际水平。
要么是之前学到的东西经不起检验。
换了题型就不会做了。
如果是第二种。
那问题就大了。
但我不敢下结论。
因为我没有看到试卷。
不知道周洋出的题到底什么难度。
也许他真的只是故意出难了。
为了让学生“保持警惕”？
这个念头只存在了三秒钟。
因为第二天，我知道了另一个消息。
周洋在模拟考后做了一件事——
他把所有学生的成绩单收走了。
没让家长看。
他只口头告诉家长一个模糊的排名。
具体分数一个字不提。
这不对。
如果考得好，为什么不给家长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手机亮了一下。
是我们村一个学生偷偷发来的消息。
“苏老师，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高考题全是您讲过的。”
“但我没认真听。”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回了一条：
“把梦忘掉，好好复习。”
发完这条消息，我关掉手机。
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孩子们走进考场。
看到试卷上的题目。
有人惊喜。
有人茫然。
有人后悔。
他们抬起头，想在人群里找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那个身影不在。
因为那个身影，早就被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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