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要你不介意，只要与你的健康有关的事我都有兴趣知道。”我微笑着说。
“你不介意？”他大叫了一声，“你看过哪个病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不是开开心心的？事实上介意的人应该是那些无辜的聆听者。”
“那好，我这个聆听者不介意。”我说。
“好吧，”博林汉先生说，“那我就自私一点，将我全部的烦恼都说给你听。平时我是很难有这种机会向我这个阶层的好人发牢骚的。但时在我说完之后，你也一定会认为我向命运之神宣战是有道理的：就在几年前的某个晚上，睡觉前，我还是一个十分富有、处境优越的绅士，但是就在我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乞丐。对我来说，这实在太让人费解和痛苦了，你能够体会吗？”
“是的，对谁都一样。”我赞同地说。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他继续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哥哥竟然不见了，他是我最亲近、最忠诚的朋友。他失踪了——无缘无故地从地表消失了。我想你大概听说过这件事，那时报纸上几乎天天报导。”
说到这，博林汉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我的表情有了变化。而当时我回想起了他说的这起案子。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时，我记忆中的某个角似乎就开始蠢蠢欲动，而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点醒了我。
“是的，”我说，“我记得报纸上刊登出的这则新闻，但是，当时如果不是我的法医学博士接手了这起案子，我想我也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
“的确。”博林汉先生肯定且不安地说，“他说了些什么？”
“他担心这起案子会牵扯出许多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
“上帝啊!”博林汉再一次大叫，“这个人简直就是先知!法律问题，说得太对了!但我敢说他一定没有想到，我被何等可怕的法律困扰着。噢对了，你说的这位博士叫什么名字？”
“宋戴克，”我回答说，“约翰·宋戴克博士。”
“宋戴克，”博林汉先生若有所思地复述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对了，难怪嘛。在法律界，我有一个朋友，马奇蒙，他曾提到过这个人。他说宋戴克在几年前处理过一起案子，是关于我不太熟悉的人，叫杰佛瑞·布莱克莫，他也是离奇失踪了。我记得宋戴克博士十分高明地破了此案。”
“我敢说他对你的这起案子也一定颇感兴趣。”我试探地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回答，“但我总不能让这么一位职业高手白白浪费时间，而且我又没有钱雇他。这样说来，我想此刻我也是在白白浪费你的时间，竟和你说这些没有意义并且令人头疼的事了。”
“怎么会呢，今早的出诊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说，“而且你说的这些个人杂务事很有气。但我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说的法律困境是什么呢？”
“至于这一点，我想你就是在这待上一整天听我说，到夜深恐怕我都说不完。但是要是简单地说就是一件事——我哥哥的遗嘱。首先，我没有权力执行这份遗嘱，因为我找不到可以证明我哥哥已经死亡的证明；另外，即使我可以执行这份遗嘱，但他的全部财产也落到一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手上。可以说，这份遗嘱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费尽心思想出来的荒谬之极的设计。就是这样，好了，你现在想看看我的膝盖吗？”
我看到博林汉先生在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时声调不断激昂，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而且脸色也开始发紫并颤抖着，我想这个话题该结束了。于是我按他的要求检查了他的膝盖。他的膝盖几乎痊愈了，然后我为他作了彻底的检查；最后告诉他一些必须遵守的生活戒律。于是我便准备起身离开。
在我和他握手话别的时候，我说：“记住，不准抽烟，不准喝酒，而且要避免任何刺激。心态要平静。”
“你说的很对，”他咕哝着，“但是万一有人跑来惹我发火呢？”
“那你就不要理会他们，”我说，“你可以阅读《惠特克年监》。”说完，我便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当时博林汉小姐坐隔壁的桌边，面前放着一叠蓝色皮的笔记本，其中几本摊开着，上面写满了整齐的字。看到我走了进来，她立刻站起身，以一种询问似的眼神看着我。
“刚才我听到你建议我父亲读《惠特克年监》，”她说，“这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吗？”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而且按我的经验，是很有效的。因为它很有医疗效果，能够作为避免精神刺激的良方。”
博林汉小姐淡淡地一笑。“但是很难说它是感情丰富的书。”她说，“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指示？”
“还有一项老掉牙的建议——乐观，远离烦恼。但我想我这样说你不会认为有用。
“怎么会呢，”她酸涩地说，“你的这番忠告实在很必要。毋容置疑，我们这种阶层的人算不上是快活的族群，但我们也下会自寻烦恼。往往都是麻烦自己找上门来的。当然，这也不是你可以帮上忙的。
“很遗憾我不能给你更具体的帮助，但我诚恳地希望你父亲的事能够尽快解决。”
博林汉小姐向我致谢后，便送我走到了大门，点头，生硬地同我握手后，我便离开了。
当我穿过拱门时，菲特巷的噪音肆无忌惮地向我的耳朵进攻，这与旧花园那种庄严宁静的气氛格格不入，它使小巷显得格外污秽。至于油布地板、医师办公室外墙上贴着的金光闪闪的俗气保险广告牌，都让我瞬间感到丑陋。于是我用写日记的方式转移我的注意力。当酒鬼阿多弗俏悄地走进来告诉我该吃午餐时，我还忙着写这一天早上的出诊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