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 逆

  “约翰尼,如果你再不起来,就别再想吃一口东西!”

  但这个威胁对孩子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仍然赖着不想醒来,尽量想多眯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就像做梦的人只想做美梦一样。孩子的双手松松耷拉着、握着,还有气无力地、抽搐一般地对空中挥了几下拳头。他本来是想打他母亲,但她好像司空见惯、不当一回事一样,只是避开拳头,抓住他的肩膀重手重脚地摇晃着。

  “你不要来烦我!”

  这一声起初闷声闷气,睡意沉沉,但马上又提高了调子,还带着哭音,充满着敌意,而后又低沉下去了,变成了含混的呜呜声。这是一种野兽般的嗥叫,仿佛心灵备受折磨,充满无限的委屈和痛苦。

  可是她却不予理睬。她是个眼神忧伤、脸色疲惫的女人,对这种每天少不了的例行公事早已经习惯。于是她抓住他的被子,想把它扯掉。孩子不再挥拳头,赶忙死死地抱住被子。他在床铺搁脚的那头缩成了一团,被子还蒙在身上。接着她想把他连人带被子一起拖下地。孩子就拼命撑着。她一咬牙较上劲来。她身体重、势头大,蒙着被子的孩子吃不住了,只好本能地跟着被子走,怕被子一抽走房间里咄咄逼人的寒气把自己冻着。

  他被拖到了床边,眼看非得一个倒栽葱、摔到地板上不可。不过这时他几经努力,终于清醒过来。于是他慌忙纠正了姿势,摇摇晃晃地晃荡了一下,然后又双脚着地,落到地板上。他母亲马上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起来。他又挥出拳头,这一回竟然打得更狠、更准,眼睛也随之睁开。她松了手。于是他总算醒过来了。

  “好吧。”他嘴里嘟囔着。

  她端起油灯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把他一个人留在黑房间里。

  他对黑暗却毫不在意。他穿好衣服就来到厨房里。他是那么瘦小、单薄,步子却很重。两条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腿,似乎重得不合情理,走起路来拖也拖不动。他拖过一把破了的椅子,在桌旁坐下来。

  “约翰尼!”母亲厉声叫他。

  他突然猛地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到洗涤槽那儿。洗涤槽油腻腻、脏兮兮的很恶心。排水口冒出一股股臭气。对他来说,洗涤槽冒臭气是理所当然的,就像那让洗碟子的水弄得满是油垢的肥皂洗不出泡沫来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他也不去劳神让肥皂擦出泡沫。他就着龙头流出的冷水哗啦啦洗了几下,就算大功告成。他没有刷牙。讲到刷牙,他以前从来没买过一把牙刷,也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人傻得冒气,还要去刷什么牙。

  “你一天洗把脸还得要人叫。”母亲埋怨说。

  她一只手按着破壶盖,倒出两杯咖啡。他没有吭声,因为这是每天必有的事情,而且唯独在这一点上他母亲寸步不让。每天就洗一把脸是他非做不可的事。他用一块又湿又脏的油腻腻的破毛巾揩揩脸,揩了一脸的棉绒。

  “要是我们住的地方不是这么远就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坐下来,“不过我是尽量做到最好了。这个你心里明白。能省一块钱房租也不那么容易,何况这里房子也宽敞些。这个你心里明白。”

  他却没有去听她唠叨。这一套他以前听过好多次。她想的事情就那么一点,每次离不开念叨住的地方离纱厂太远,吃够了苦头。

  “多一块钱就多一口吃的。”他满不在乎说,“我就宁可多走几步路,多吃两口东西。”

  他急急忙忙地吃着,面包到嘴里只稍微咀嚼几下,就用咖啡把没有嚼碎的面包冲了下去。他们把那种滚热的浑浊液体叫咖啡。约翰尼认为那就是咖啡——是顶级呱呱叫的咖啡。他的生活中还留下不多的几个漂亮的幻觉,而这恰恰就是其中之一。他自打生下来就没有喝过真正的咖啡。

  除了面包,还有一小点儿冷猪肉。于是母亲又给他倒上一杯咖啡。面包快吃完了,他开始留心着,看还有吃的没有。她对着他探询的目光,瞪了他一眼。

  “好啦,约翰尼,别那么像害了饿痨一样。”她不满数落道,“你自己的一份已经吃完啦。你弟弟妹妹都比你小啊。”

  他没有反驳,他不太爱多说话。他也不再如饥似渴地张望、想多点儿吃的了。他任劳任怨,他的耐心像教他学会忍耐的社会大学一样可怕。喝完咖啡,用手背揩了一下嘴,就准备起身。

  “等一下。”她慌忙说,“我想那个大面包还可以切一片给你——只能是一片薄薄的。”

  她玩了个手法,一边一本正经地装作从大面包上切下一片给他,一边却又把那个面包和切下的那一小片放回面包盒,再从自己的两片中拿一片给他。她相信自己骗过了他的眼睛,可他注意到了她变的戏法。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还是厚着脸皮接过那片面包。因为他认为母亲常年病恹恹的,反正也吃不了什么。

  她看到他干嚼着面包,于是伸出手拿过自己那杯咖啡,倒在他的杯子里。

  “今天早上我的肚子不对劲。”她解释说。

  远处传来一声绵长的尖利的汽笛声,母子俩一齐站起来。她看了一下放在搁架上的铁皮闹钟。时间是五点半。这个工厂区其他的人刚从睡梦中醒来。她赶忙搭上披肩,戴上一顶扁沓沓、脏兮兮的老式帽子。

  “我们得赶紧走。”她说着,又顺手把灯芯捻下去,从灯罩顶向下吹了口气。

  他们摸黑走出房间,下了楼梯。天气晴朗而且寒冷,外面的冷气使约翰尼打了一个冷战。天上的星星还很明亮,城市却笼罩在黑暗中。约翰尼和他母亲都是拖着步子走路。他们的腿软塌塌的,根本没法把脚提起来。

  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钟,他母亲转了弯,向右边走去。

  “别迟到了。”她最后叮嘱了一句,就消失在黑暗中。

  他没有回答,只顾走自己的路了。这里是工厂区,他走到哪里都看见有人开着门,不久就有了一大群人,和他一道在黑暗中向前赶。当他走进工厂大门时,汽笛又叫了一次。他瞅了一眼东边,由无数屋顶构成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那边,刚现出一点鱼肚白。他就看到这么一点白昼,然后毅然掉过头,跟着一群工友走了进去。

  他在许多长排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面前是一个木匣,里面装满了小筒子,上面有许多大筒子在飞速旋转着。他的工作就是把小筒子上的纱绕到大筒子上。这活儿不要动什么脑筋,只需要手脚快。小筒子上的纱一会儿就被大筒子绕完了。需要照料的大筒子又那么多,简直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不假思索地干着活。每当一个小筒子的纱绕完时,他就用左手当刹车把大筒子停下来,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还在飘动的纱头,与此同时,他又用右手捉住另一个小筒子露在外面的纱头。这一系列动作是同时用双手飞快完成的。接着只见他双手一闪,纱头就接好了,筒子又转起来。其实接纱头并不难,有一回他还夸过口,说他睡着都能接。说到这个,他有时倒的确如此,有一个晚上就梦见自己没完没了地接了无数的纱头,好像这样辛辛苦苦地干了几百年。

  有几个孩子爱磨洋工,小筒子上的纱放完了又不换上新的,这样浪费时间,让机器空转。不过有个专门的监工,不准他们这样做。他发现约翰尼旁边那个孩子在这样磨洋工,就甩了他一个耳光。

  “你看看那边的约翰尼——你怎么不学学人家?”监工怒气冲冲地问。

  约翰尼的筒子转得很快,但这种间接的称赞并没有使他非常高兴。他也曾经为此得意过……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他听着人家把他作为一个光辉的榜样提起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是那种无法挑剔的工人。他心里明白这一点。因为别人经常对他这么说。这句话已然变得很寻常,而且对他不再有任何意义。他已经从一个无法挑剔的工人变成了一架十全十美的机器。如果他做的活出了毛病,就跟机器干的活出了岔子一样,是因为原料不好。他是不可能出差错的,就像十全十美的制钉机不可能压出不合格的钉子一样。

  而且这一点也不稀奇。从来没有什么时候他不是和机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机器简直融进了他的血肉,起码可以说他是开着机器长大的。几年以前,这家小纱厂的织布车间,曾经出现过一阵小小的骚动。约翰尼的母亲却突然昏过去了。大伙把她平放在地板上,这时四周一片机器轰鸣。于是有人叫来了两个在织布机前干活的年纪大一点的女人,领班也来帮手。过了几分钟,织布车间里就在那天来上工的人之外多出了一个小生命。这个小生命就是约翰尼。一落地,他耳朵里听到的就是织布机的乒乒乓乓、咔嚓咔嚓的声音,呼吸的就是飘荡棉绒的温暖潮湿的空气。他出生的头一天因为肺里吸进了棉绒而咳嗽,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后来咳嗽就一直没停过。

  约翰尼旁边干活的那个孩子在抽抽搭搭地哭着。他看到监工在老远的地方用威胁的目光盯着自己,脸都气歪了。这孩子对着面前飞快转动的筒子恶狠狠地大声地诅咒,但他的声音在五六英尺以外就听不到了,它像被墙隔绝了一样,彻底淹没在车间的轰鸣声里。

  约翰尼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自有一套适应环境的办法。另外,事情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就会单调乏味,而这件事他已经见过不知多少回了。在他看来,去和监工作对,就像反抗机器的运转一样,是白费力气。人造出机器,就是要它们以一定的方式运转,完成一定的工作。监工的情况也是这样。

  十一点钟的时候,车间又是一阵紧张。这种紧张情绪以一种表面看来很奇怪的方式波及每一个角落。在约翰尼那边干活的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孩子,一拐一拐地飞快地走到一辆运筒子的空平台车跟前。他连人带拐杖一下子钻进去,藏了起来。原来工厂的厂长正由一个年轻人陪着走进来。年轻人穿着考究,衬衫都是浆过的——依照约翰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办法,他一定是上等人吧,而且是“督察”。

  年轻人一路走过来,一边用逼人的目光打量着那些孩子。有时他还停下来问几句话。每当他问话时,他不得不扯开嗓子,放声大喊,这时,为了拼命提高嗓音,他的脸都扭歪了,显出一副很滑稽的样子。他敏锐的目光注意到约翰尼旁边那部机器在空转,但没有吭声。他也看到了约翰尼,猛然地站住了。他抓住了约翰尼的胳膊,把他从机器跟前拖开了一步。忽然他一声尖叫,松开了约翰尼的胳膊。

  “简直是皮包骨。”厂长淡淡笑了一声,好像有点担心。

  “瘦得像根烟管一样。”督察接上腔,“看那两条腿。这孩子害了佝偻病——还是早期嘛,不过总归是得上了。如果到头来他要不是死于癫痫,就是肺痨先让他送命。”

  约翰尼听着他们谈话,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他对将来的灾难并不关心。因为眼皮底下就有一场更严重的灾难,就是那个督察。

  “喂,小鬼,你对我说实话吧。”督察弯下腰贴近孩子的耳朵使劲大声地喊道,“你今年多大啦?”

  “十四岁。”约翰尼说了谎,而且是用足了力气喊出来的。他说话使的劲太大,引起一阵剧烈的干咳,把整个上午吸到肺里的棉绒都翻了出来。

  “看样子至少有十六岁。”厂长说。

  “甚至是六十岁。”督察又脱口而出。

  “他老是这个样子。”

  “有多久了?”督察立马追问说。

  “好像好几年了。总不见长大一点。”

  “大概也没有变小吧。他这些年一直在这里干活吗?”

  “说来了就来了,说走了就走了吧——不过,那时新法还没有出来。”督察赶忙补充说明了一句。

  “这部机器是闲的。”督察指着约翰尼旁边那部没人的机器说道,机器上那些只绞上一半纱的筒子正在发疯般地飞转。

  “好像是的。”厂长打着手势让监工过来,冲着他的耳朵大声说着什么,又一边指了指那部机器。“这部机器是闲着的。”他向督察报告说。

  他们往前走了,约翰尼又干起活来,因为逃脱了这场灾祸而松了一口气。然而那个缺一条腿的孩子却没有这么走运。那个眼睛很尖的督察一伸胳膊把他从平台车里拖了出来。他的嘴唇哆嗦着,像一个大祸临头的人一样吓得面如土色。工头却无比惊讶,仿佛是头一次看见这个孩子似的。厂长则是一脸的震惊和恼怒。

  “我认识他。”督察说,“他今年十二岁了。我把他从三家厂子开除过。这是第四家了。”

  他转过脸对缺一条腿的孩子说道:“你答应过我,还起过誓,说你要去上学的。”

  缺一条腿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对不起,督察先生,我们家里已经饿死了两个娃娃,我们实在穷得没有法子。”

  “你干吗咳成那个样子?”督察质问道,那口气就好像那孩子犯了罪似的。

  缺一条腿的孩子为抵赖罪行回答道:“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上个星期受了点凉,督察先生。没有别的啊。”

  最后督察把缺一条腿的孩子带离了车间,厂长满脸焦急地一面争辩着,一面跟了出去。然后车间又恢复了以前的单调。上午显得很长,下午显得更长,但终于都挨过去了。终于响起了下班的汽笛。约翰尼走出工厂大门时,黑夜已经降临。上工的这段时间里,太阳一步步爬到天顶,把普济世人的温暖阳光洒遍大地,然后西沉,直到落到由无数参差不齐的屋顶构成的天际线下。

  晚饭是一天里全家人唯一在一起吃的一顿饭——约翰尼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会碰上几个弟弟妹妹。这种聚会往往有点磕磕碰碰,因为他显得老成,弟妹们则少不谙事,叫人着急。他没有办法忍受弟妹们那种过分的、简直不可思议的孩子气。他觉得简直无法理解。他自己的童年早已逝去了。他像一个老成而脾气坏的大人,对他们年少幼稚的打闹行为不胜其烦。对他说来,这种打闹实在是愚不可及。他板着面孔,一声不响地吃着,一想到弟妹们不久也得去做工了,心里就像得到某种安慰一样。他们只要一做工,锋芒就会磨掉,就会变得沉着、稳重——和他一样吧。约翰尼就是这样的人,以自己为尺度,去衡量世间的一切。

  吃饭的时候,母亲又千方百计地、唠唠叨叨地老说自己在想尽办法使日子好过一点。约翰尼不胜其烦,那少得可怜的几口饭一吃完,他就一推椅子站起身,感到松了口气。他犹豫了一下,不知到底是去睡觉还是到屋子外面去。最后还是走出屋子。他没有走多远。一出门就在台阶上坐下来,撑着膝盖,缩着窄窄的肩膀,胳膊肘搁在膝头,双手托着下巴。

  他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他只是想休息。就他的脑子而言,也可以算在睡觉。弟弟妹妹跑出来,和其他几个孩子在他周围吵吵闹闹地玩耍起来。街道拐角处一盏路灯照着路面,他们玩得很开心。他脾气坏,一逗就急,这一点孩子们心里明白,但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冒险去逗逗他。他们手牵手站在他面前,一边有节奏地晃动着身体,一边又当他的面念出一串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刻薄词儿。开头他只是破口大骂——用的是从各种各样的工头嘴里学来的骂人话。后来,他看到骂不起作用,就干脆随这些毛头孩子怎么骂都不理睬,免得失了自己的形象。

  这群孩子的头儿就是他的大弟弟威尔,刚刚满十岁。约翰尼对他根本没有好感。由于从小不停地为威尔做出牺牲和让步,因此约翰尼生活一直充满怨恨。他明确地感受到威尔受了他的恩惠,却忘恩负义。在他朦胧的记忆里,当他自己还是孩童的时候,就因为不得不照料威尔而被迫牺牲大部分的玩耍时间。那时威尔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他母亲和现在一样,整天在纺织厂做工。约翰尼只好担当起小父亲和小母亲的责任。

  他的牺牲和让步明显地使威尔获益。威尔身体长得结实,十分粗壮,个子却和哥哥一样高,体重甚至比哥哥还重。就像哥哥的精血注入了弟弟的血管。两人的精神也同样天差地别。约翰尼总是没精打采,疲乏不堪,毫无生气的样子,而弟弟却总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孩子们越来越起劲地念着词儿取笑他。威尔又一边伸出舌头,一边手舞足蹈地向他靠近。约翰尼突然伸出左胳膊,一把搂住威尔的脖子,随即对准他的鼻子挥出了皮包骨的拳头。这个拳头瘦得真可怜,可揍起人来却够厉害,弟弟疼得大声尖叫。别的孩子吓得大哭。约翰尼的妹妹珍妮早已跑进屋里去了。

  约翰尼一把推开威尔,恶狠狠地踢他的小腿一下,又揪住他使劲一推,把他摔了个狗吃屎。这还不算,他又按着威尔的脸在灰里来回揉了好几次,这才松了手。这时他那个病恹恹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匆匆赶来了,又是急,又是心疼,又是气愤。

  “他干吗要惹我?”约翰尼挨了骂还嘴说道,“我累坏了,难道他没有看见?”

  “我跟你一样大了。”威尔气急败坏地在母亲怀里喊着,泪水、灰尘、鲜血模糊了脸,“我如今跟你一样大了,我还会长得更大。到那时我就打你——我要不揍你才怪。”

  “你既然长大了,就该去做工。”约翰尼吼道,“你的毛病就出在这。你该去做工。妈应该让你去做工。

  “他还小啊。”她争辩说道,“他还是个小不点儿的孩子呢。”

  “我刚做工的时候比他还小。”

  约翰尼张着嘴,还想诉说一番心中的委屈,却忽然闭上了。他阴沉着脸转身,三步两步跨进屋子睡觉去了。房门开着,好让厨房的暖气透进来。他在昏暗中脱衣服的时候,听见母亲正和一个来串门的邻居说话。母亲一边哭着,一边诉说着,一边有气无力地抽泣着。

  “我不明白约翰尼为什么变了。”他听见母亲说道,“他从前可不是这样的。那时他简直就是个小天使,脾气好得不得了。”

  “当然他现在也是个好孩子啊。”她赶紧为他说上一句,“他做活一直老老实实。他出去做工的时候,年纪也很小。不过我也是没法子。我敢说自己也算尽了力。”

  第二天早晨,他硬是被母亲从睡梦中拖起来了。吃完那微薄的早饭,他就摸黑赶着路。远处一排排屋顶一如往常。

  他的生活中也有过变化,那是在他改换工作或是生病的时候。他才六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威尔和很小的弟妹的小母亲、小父亲。七岁就进了纺织厂——在厂里绕筒子。八岁时在另一家厂子找到了活儿做。他新找到的活计简直太容易了。他只要坐在那里,手里拿一根小棍子,拨弄拨弄源源不断从眼前经过的布匹。这源源不断的布匹从一架机器肚子里吐出来,经过一个热得烫人的滚筒,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他就坐在一个地方,永远见不到天日,头上一盏亮晃晃的煤气灯照着,他自己和整个机器设备已融为一体。

  尽管那地方又潮又热,他却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活计,因为他当时年纪还小,有许多美梦和幻想。他一边看着流动的布匹源源不断地经过,一边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美梦。但是这个活用不着花力气、动脑筋,因此他的梦想越来越少,脑子也变得迟钝、倦怠。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能每个星期挣上两块钱,有没有这两块钱可大不一样,有了能半饥半饱、苟延残喘,没有的话则完全断粮、坐以待毙。

  九岁时他就丢了这份工作,原因是出麻疹。身体复原以后,他在一家玻璃厂找到了活。挣的钱多了一点,那活也需要技术。那是计件的活,他技术越熟练,挣的钱就越多。这里面有物质刺激的因素吧,由于这种刺激,他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人。

  活很简单,就是把玻璃塞子放进瓶子里扎牢。他腰里系着一捆捆麻线。为了腾出两只手来干活,他把那些瓶子夹在两个膝头中间。就这样老是撑着膝盖坐着,向前面弯着腰,两个窄窄的肩胛骨向后凸起,胸部受到挤压,这样每天一坐就是十个钟头。这对他的肺部很有害,但他一天能扎三百打瓶子。

  他让厂长露了脸,厂长很得意,常常带些参观的人来瞧他干活。在十个钟头里,经他的手扎好的瓶子有三百打,这说明他的操作已经像机器一样准确熟练。完全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那瘦胳膊的每一下运动,细指头上肌肉的每一次动弹,都是又迅速又准确的。他工作时总是高度紧张,结果就变成了神经质。晚上在睡梦中肌肉老是抽搐着,白天又不能放松,得不到休息。他总是松弛不下来,于是肌肉老是抽搐。他脸色愈来愈黄,吸进棉绒引起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后来,衰弱的肺在受到挤压而变得很窄很窄的胸膛里害了肺炎,结果丢了玻璃厂的工作。

  他又回到了第一次做工时绕过筒子的麻织厂。可是这回他有了升级的希望。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下一步他就要去干上浆的活,然后去织布车间。干上织布,就算到了顶,剩下来的就是如何提高熟练程度了。

  这一回,机器比他初次上工时转得更快了,但他的脑子反而变得迟钝了。如今他根本不再异想天开。而当初他总是充满美丽的梦想。他甚至还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厂长的女儿。那时他刚开始干上新的工作,用棍子拨弄布匹,以便使它顺利地从热得烫人的滚筒上经过。她年纪比他大得多,当时已经是个年轻女人,而且他只远远地瞧见过她,次数也屈指可数。不过这无关紧要。他瞧着源源不断从面前淌过的布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想象着自己如何干出惊人的活计,发明神奇的机器,熬上个厂里的头儿当当,最终把她拥在怀里,庄严地亲吻她的前额头。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人不像现在这么老气,这么疲乏,所以还有心思去想女人。后来她嫁了人,去了别的地方,他的心也就死了。不过那终归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他后来总是回忆它,好像其他的男人和女人回忆自己当初对仙女之类信以为真的时代一样。他本人倒从来没有对什么仙女、什么圣诞老人信以为真,但他对美好的前景却曾经笃信不疑。他看着从面前淌过的热气腾腾的布,脑海里就呈现出这种前景。

  他成熟得很早。还在七岁那年,头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就迈入了青春期。他无形之中有了一种自食其力的感觉,和母亲的关系也发生了点儿变化。好像现在他能自己出门做工,养家糊口,和母亲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了。等到了十一岁,他就成了大人,完完全全的大人。就在那一年,他上起了夜班,一干就是六个月。一个孩子只要一上起夜班,就成大人了吧。

  他长这么大,也经历过几件了不起的事。有一回是母亲买回了一点儿加州梅干。还有两回是她烘了几块蛋糕。这几次都是了不起的事,一想起就感到非常亲切。那时母亲还说过,哪一天要给他做一种神仙般的食物——她管它叫“浮岛”[有奶油和蛋白涂在面上的蛋糕。

  ],“比蛋糕还要好吃”。于是在以后的好多年里,他一直盼望着哪一天桌上摆着一桌浮岛,自己坐下来好好享受一番。最后,他觉得这是没法办到的事情,就不去想了。

  有一回,他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枚两角五分的银币。这也是他生平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却酿成了一场悲剧。当时银币刚在他眼前一闪,他还没有把它捡起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知道家里和往常一样吃不饱饭,他本应该像每个星期六晚上把工资带回去那样,把银币拿回家去。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是不言而喻的啊。可他从来没有花过自己挣的钱,而且他想吃糖果又想得要命。他活这么大,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尝到糖果,一想起那东西就流口水。

  他没有欺骗自己。他知道是罪过,还是明知故犯,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糖果纵情享受了一番。他留下一角钱,打算下次再大吃一回。可是因为他身上从来没带过钱,结果把那一角钱弄丢了。这件事发生时,他正在受着良心的谴责,于是他把这看作冥冥之中的报应。他感到一个可怕的、怒气冲冲的上帝就在身边,想到这就胆战心惊。上帝看见了一切,惩罚来得很快,他还来不及享受那罪恶果实的全部。

  他每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把它看作自己一生里犯的大罪,一想到这里,良心就感到不安,但又得经受痛苦。这是他唯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由于性格和环境原因,他一想起这件事就懊悔不已。他觉得那枚银币没有花好,感到窝囊。他本来可以把它花得更好。后来他知道上帝惩罚起来动手那么快,他更后悔没有一下就把两角五分钱花光,使上帝措手不及。事后他千百次地计划过那两角五分钱该怎么花,每一次都觉得比上次想得周到。

  还有一件往事也留在记忆中。虽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象,却因为父亲那粗暴的脚,而永远铭刻在心里。这件事,与其说是记忆中的一件具体事情,倒不如说一场噩梦——像是那种使人在睡梦中堕落,且可以追溯到他住在树上的祖先的种族记忆。

  在大白天,非常清醒的时候,这种独特的记忆从来没有在约翰尼身上发生作用。只有到了夜晚,在床上,当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朦胧,终于酣然入睡,它才活跃起来。它总是使他心惊肉跳地猛醒,而且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惊醒的那刻,觉得自己好像横躺在床铺放脚的那头,床上还依稀躺着父亲和母亲的身体。他从未见过父亲是什么样子。父亲留给他的唯一印象,就是那双脚格外粗暴、无情。

  这些很久以前的事情总是萦绕在他的脑中,而之后的事倒记不起了。日子天天一个样。昨天和去年没有什么不同,一千年和一分钟没有任何区别。日子总是平淡。没有任何事件标志时间的流逝。时间好像永远静止。只有那些飞速旋转的机器在动,但也没有移动分毫——尽管它们转得飞快。

  他十四岁那年,就到上浆机上去干活。这是一个特大事件。除了每晚睡觉,每个星期的发薪之外,终于有了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是一次难遇的盛典,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从那以后,如“我到上浆机上去干活的时候”,“我到上浆机上去干活以前”或“以后”的话,就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进织布车间,管上一台织布机的时候,刚好十六岁。这又是一件带物质刺激的活,发的是计件工资。他干得很出色,因为他全身的血肉已被纺织厂塑造成一架十全十美的机器。三个月之后,他已经管上了两部机器,以后增加到三部、四部。

  在织布机上做上两年以后,他每天织的布不但比其他织工多,而且比一些技术不太熟练的织工织的多出不止一倍。这时他挣钱的本领快要发展到顶点,家境也慢慢好起来。那倒不是说挣的钱多到用不完。孩子们都在长大,他们的饭量大了。而且他们都已上学,买课本也要花钱。还有,不知怎么搞的,他拼命干活,物价就拼命地往上涨。就连房租都涨,尽管那屋子年久失修,每况愈下。

  他个子长了,但个子一增高,人好像比以前更瘦了。同时,他的神经质变得更严重。神经质一加重,脾气也更坏,更容易动肝火。孩子们吃了很多苦头,如今都对他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能挣钱,母亲对他客客气气,但这种客气好像总是带着几分畏惧。

  他的生活中没有欢乐。白天是怎样过去的,他无暇去顾及。夜晚就在不时的抽搐中昏昏睡过去。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干活,他的意识完全是一种机器意识了。除此之外,他的脑子就是一片空白。他没有理想,就连幻觉也只有一个:总觉得自己喝的是上等咖啡。他完全成了一头做工的牲口。他没有精神生活,然而在他内心最隐秘的深处,在不知不觉之中,他正在掂量、考察自己每一个钟头做的活,双手的每一处动作,肌肉的每一处抽动,正在为将来干一番使自己以及自己那个小天地的人大吃一惊的事情做着准备。

  那是一个暮春季节的晚上,他下班回到家里,感到格外疲乏。他在饭桌旁坐下来,大家好像在急切地期待着什么,但他却浑然不觉。他闷闷不乐、一声不响地吃饭,木然地把摆在面前的食物塞进嘴里。孩子们咂着嘴吃得很响,还不时发出“唔啊”的声音。他对此充耳不闻。

  “你知道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吗?”母亲再也忍不住了,问道。

  他茫然地瞧了瞧面前的盘子,茫然地瞧着她。

  “是‘浮岛’呀。”她得意地大声说。

  “哦。”他说。

  “是‘浮岛’!”孩子们齐声大叫。

  “哦。”他说。吃了两三口之后,他又说:“今天晚上我大概不饿。”

  他放下勺子,把椅子往后一推,没精打采地从桌子旁边站起来。

  “看来我得去睡觉。”

  他从厨房走出去的时候,好像比平时更抬不起脚。脱衣服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简直是束手无策。等他爬到床上去睡时,还有一只鞋子没脱下来,不由得有气无力地哭了。他感到头脑里有个什么东西不断往上反弹着,向四周膨胀,使他的脑子麻木不仁,迷迷糊糊。他觉得瘦瘦的手指肿得如同手腕一样粗,指尖也有一种远离身体的感觉,和脑子的感觉一样麻木、模糊。腰背部疼得简直受不了。浑身的骨头疼,全身没有一处不疼。紧接着,脑袋里一百万台织机开始一齐撞击、倾轧、轰鸣,响成一片。空中密密麻麻到处是飞梭。它们在星空中令人眼花缭乱地穿来穿去。他自己操纵着一千台织机,它们的速度不断提高,越织越快,他的脑子则好像在抽丝着,越抽越快,变成了那一千只飞梭上织布的纱。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去上工。脑子里一千台织机正在不停运转,他巨人般地操纵着它们,忙得不亦乐乎。母亲上了工,不过她先请来了大夫。大夫说是重流感。于是珍妮负起遵医嘱照料他的任务。

  这场病来得很猛,过了一个星期约翰尼才穿上衣服,有气无力地在房间里摇摇晃晃走上几步。大夫说,过一个星期,他就可以回去上工。星期天是他康复的一天,下午织布车间的工头就来看他了。工头对母亲说,他是全车间最棒的工人。他那份工作会给他留着。从下星期一起,他再休息一周,就可以回去做工。

  “约翰尼,你为什么不谢谢人家?”母亲焦急地说。

  “他病得不轻,如今人都还不太清醒。”她抱歉地对客人解释。

  约翰尼弓着背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地板出神。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工头走了很久才动弹。屋子外面很暖和,下午他就坐在门阶上。有时他的嘴唇动一动。似乎在没完没了地算着什么。

  第二天上午,等到外面比较暖和时,他又到门阶坐下。这一回他带了铅笔和纸,好继续算下去。他算得很苦,但算的数很惊人。

  “百万上面是什么啊?”中午威尔从学校回来时,他问道,“是怎么个算法?”

  那天下午,他终于完成了。以后每天他都坐到门阶上去,只是不再带纸和铅笔。他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街道对面那仅有的一棵树,每次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每逢刮风,吹得树枝摇摆、树叶颤动时,他仿佛特别感兴趣。整整一个星期他好像都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星期日,他坐在门阶上好几次放声大笑,笑得母亲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她很多年没有听见他笑过了。

  第二天清晨,她摸黑来到他床边去叫醒他。这一个星期中他睡足了觉,所以很快就醒了。他没有挣扎,她动手扯开他身上盖的被子,他也不去死死抓住。他安静地睡着,说话的口气也很平和。

  “妈,这全是白搭。”

  “你要迟到了。”她说。她以为他还没醒过来。

  “妈,我早醒了,我是说这没有用。你最好不要管我。我不想起来。”

  “那样你会丢了饭碗!”她急得大声说。

  “我不想起来。”他又说了一遍,那声音冷冷的,听起来是这样陌生。

  这天早上她没有去上工。看来这毛病不小,已经超出她所知道的范围。发烧、说胡话都好说,但这是脑子出了毛病啊。她赶紧扯上被子给他盖上,就叫珍妮去请大夫。

  大夫请来时,约翰尼正睡得安稳。他渐渐地醒过来,让大夫把了脉。

  “他没什么病。”大夫说,“就是身体太虚了。一身全是骨头,没什么肉。”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母亲说明道。

  “好啦,你走吧,妈。我还想睡一会儿。”

  约翰尼说话轻言细语,平心静气,说完侧过身又睡了,翻身也是那么轻柔和平和。

  十点钟的时候他醒来,穿上了衣服。他走出房间来到厨房,只见母亲满脸惊恐的神情。

  “妈,我要走了。”他突然说,“我这就算跟你告别了。”

  她用围裙蒙住头,猛地坐下来,失声大哭。他耐心等待着。

  “我早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她抽抽搭搭地说。

  “到哪儿去?”最后,她拉下蒙在头上的围裙,抬起一张愁容满面、心灰意冷的脸盯着他,问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随便哪儿都行。”

  他一边说,一边好像看见街对面那棵树忽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树仿佛就在他眼皮底下,他只要想看,就能看见。

  “那你厂里的活呢?”她声音哆哆嗦嗦地问。

  “我再也不去做工了。”

  “约翰尼,别造孽呀!”她号啕大哭起来,“你说了些什么!”

  对她来说,他刚才说的简直是大逆不道。听到他的话,她大惊失色,像是一个母亲听见自己的孩子说不信上帝一样。

  “可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我的祖宗!”她责备的口气想更硬一些,却硬不起来。

  “想的是一笔一笔的数。”他回答道。“没有别的,一个星期来我算了好多数,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算数和这个又不一样。”她声音哽咽地说。

  约翰尼宽容地笑了。他一改常态,自始至终不发脾气,不动肝火,母亲明显地觉得心里一紧。

  “我说给你听听。”他说,“我平时人累得半死。为什么这么累?因为动。我自从生下来就在不停地动。我动得厌烦了,再也动不起啦。还记得我在玻璃厂做活的时候吗?那时我一天能扎三百打瓶子。我算了一下,每扎一个瓶子要有十个不同的动作。这样一天下来就要有三万六千个动作。一个月就是一百〇八万个动作。抹掉那八万不算——”他说这句话时是那么得意,就像一个出手大方的乐善好施的人一样——“抹掉那八万不算,一个月下来也还有一百万个动作——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个动作。”

  “干上织布的活之后,我的动作又增加了一倍。那样一年下来就是两千五百万个动作。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这样动,应该差不多动了一百万年一样。”

  “而这个星期我一点也没有动。我一连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我跟你说,这样坐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干,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个滋味真是说不好。我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一点空闲,一年到头都在那里动。那样的感受你想不到。我再也不干那种傻事啦。现在我只顾坐着、坐着,休息、休息、再休息。”

  “可是威尔,还有另外几个孩子,他们要怎么办啊?”她绝望地问。

  “对啦,威尔,还有另外几个孩子。”他学她的口气说。

  他说话的口气里没有抱怨。他早就知道母亲希望威尔有出息,但他对此不再耿耿于怀。现在任何事都无所谓了,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妈,我知道你一直在给威尔打算以后的事——让他一直读书,将来好当个管账的。现在这也是白搭了,我不干了,他只好去干活。”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这是报应啊。”她大哭起来,一边拿起围裙,正要蒙住脸,可一下又改变了主意。

  “你根本没有拉扯我。”他说话的口气尽管和蔼,却很凄然,“是我拉扯大了我自己,还拉扯大了威尔。他个头比我大,也比我重,比我高。我觉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饱过。后来他出生了,尽管我还只有几岁,就已经在干活,挣饭给他吃了。不过这件事也就算啦。威尔要么去干活,和我一样,要么就随他去,我都不管了。我累坏了。我要走了。你不想告别吗?”

  她没有回答。她又用围裙蒙住脸,哭起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

  “我那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她呜咽着说。

  他走出屋子,沿着大街走去。他看到那棵孤零零的树,不由地凄然一笑。“反正我什么也不干啦。”他轻轻地自言自语,听来犹如一声悲叹。他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天空,明亮的太阳晃花了他的眼睛。

  他走了很长的路,但走得不快。路上经过了麻纺厂。织布车间低沉的轰鸣声传进他的耳朵,他不禁凄然一笑。那微笑是那么温和、平静。他不恨任何人,连那哐啷哐啷、嘎吱嘎吱响成一片的机器也不恨。他心里毫无抱怨,有的是一种对休息的无限渴望。

  他一路朝郊外走去,房屋和工厂越来越稀,空旷的地方慢慢增多。最后,他把城市抛到了身后,开始沿着铁路旁一条树木茂盛的小路走去。他走路的姿势不像个人。他的模样也不像人。他就是个只有三分像人的怪物,一个畸形、矮小、丑陋无比的生物。这怪物松垮垮地垂着两只胳膊,耸着肩,缩着胸,一步一拖地走着,就像一只有病的大猩猩,又难看、又恐怖。

  他经过一个小火车站,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睡下来。他在那里睡了整整一个下午。有时候打了个盹,在睡梦中肌肉就不时抽动。醒的时候也一动不动地躺着,只顾看那些鸟儿,或者透过上面的枝叶去看天空。有一两回他还大声笑了,不过这笑声与他看到或感觉到的东西毫无关系。

  黄昏远去,夜幕降临。这时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进了车站。约翰尼趁机车在侧线上摔下车皮的机会,偷偷地顺着列车溜过去。他拉开一节空车厢的边门,笨手笨脚地、吃力地爬了上去。他拉上车门。机车的汽笛响了。约翰尼躺在黑漆漆的闷罐子车里,满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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